苏咏霖得到的这份报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层农村里担任农会指导员的政工干部和一些乡农会会长的作风问题。
报告上说因为复兴会组织在基层展露出了极强的组织力和行动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誉极高，使得农民非常信任复兴会派来的指导员和复兴会的上级组织部任命的乡农会会长。
这种情况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和农会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农会可以最大限度的组织农民办大事。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层出现了村农会指导员、乡农会会长独断专行、一言以决村、乡全部事务的情况。
根据监察部的走访和调查，很多村庄农会的搭建主要都是复兴会政工干部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对农民们的绝对信誉和权威，乃至于可以绕过农会对农村事务做出决策。
而后来被农民们推举的本地农会会长以及村民们组成的农会反而是空架子，沦为指导员做出决策之后的执行机构，没有其他的权力。
因为不具备学识的硬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会的搭建和农会的生产都是指导员一力承担，这需要权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话语权。
一开始，这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只有指导员具备那个能力把农会搭建起来，并且组织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记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农会组织完成建立，明政权得以高度统合基层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随着几年来扫盲教育的大力推动，农民们逐渐脱离蒙昧，有了一定的知识，有了一定思维能力，而村子里的指导员们却似乎还没有从大家长的身份完成属于自己的转变。
他是来辅助工作的，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太上皇，不是来这里对大家指手画脚作威作福的。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指导员们因为建立农会、分配土地、恢复生产和指导扫盲的巨大功劳，使得村民们包括农会会长都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指令。
苏咏霖最初设计农会制度当中规定的农会领导层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农村事务决策需要农会全体表决这两条几乎就没有运行过。
当然，最开始这条制度确实没有运行起来的条件，大家依靠惯性推举农户中大家都能服气的人来做农会会长已经是极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认字的农民们多了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有一些指导员和农会会长因为过于强势的态度和盲目遵从上级指令、不体恤农民实际处境的情况，从而和农民发生冲突。
比如苏咏霖因为多次战争的胜利使得财政状况大为宽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需求订立工程计划，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对抗自然灾害。
结果这个命令传到地方就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加油干，一定要赶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这是陛下的号召！
于是政令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一层比一层要求急切，到了乡、村这两级，乡农会就开始要求村一级的农会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达的很快、款项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劳动力负责修建水利和道路，觉得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事实上传达政令的时候还是在农忙时期，农民们还要忙着自家的土地耕种，忙着自家的一些活计，没时间，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够的劳动力来做工。
有些人家觉悟好，出了劳动力帮着修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结果自家农活跟不上进度，夏粮和秋粮守成不好。
而有些人家偷奸耍滑，没有让主要劳动力去帮忙修建水利工程好道路，主要就是在忙着自家的农活，自家农活做的不错，收成好。
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农民也产生了矛盾，觉得不公平，村农会不能很好的协调，便纷纷罢工不干，吵着闹着要先把自己的土地伺候好。
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村农会向上与上级部门争取，协商，争取把时间调整过来，为农民减轻负担。
或者本身劳动力数量足够的话，就和农民们协商一下，组织部分劳动力集体耕种大家的土地，保证大家的农业收成不会耽误，另一部分劳动力前往修筑工程，满足上级需求，两不误。
但是实际执行层面上，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不多，反而出现了部分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为了争取功劳、讨好上级而不顾实际需求，强制要求下级完成目标的情况。
为了讨好上级、彰显自己的功绩和能力，这些村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强逼他们上工，以至于农民非常不满。
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村指导员强制要求农民上工，农民忍无可忍，于是拥护农会会长驱赶农会指导员的事情。
或者某些不愿意看到农民受苦受难的指导员带领农民们去乡农会请愿引发村农会和乡农会矛盾的事情。
双方多次闹到县里面，县里面的官员对于这种事情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不知道是该考虑民情还是考虑上级指令，一时间难以做出决策，只能继续向上反应，缺乏变通能力。
这种事情一开始比较少，没有引起上级复兴会分部的注意，后来随着黄河工程的推进而使得这些问题陡然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