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不知道明国发起的革命行动的真正含义。
他们只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密谋暴露了，所以关中地区所有心向南宋的势力都会遭到明国的清洗，明国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将得到一次大大的强化。
“果然，大宋再也没有轻而易举回到关中的机会了。”
吴璘非常不情愿的确认自己的预言是对的，南宋已经失去了最好的也是最后的轻而易举返回关中的机会。
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如果他们还想进取关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动用庞大的兵力，以整个川蜀战区的财政赋税作为后盾向关中发起诸葛亮式的北伐。
诚然，现在的蜀道比当年诸葛亮还在的时候要好走一些，但是也绝对没有那么好走，只能说相对而言，他们的条件更好一点，蜀道还是那个蜀道，并没有天堑变通途。
吴璘感到十分惋惜，对王彦大吐苦水，话里话外都在诉说着自己对朝廷决策的不满。
但是无论是他还是王彦都知道，南宋朝廷的确没有底气发起一次主动的战略进攻了。
尤其是在本土江南西路还有巨大匪患没有平定之前，他们更加没有底气发起战略进攻，两线用兵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可是江南西路的匪患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
明国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安定关中、强化关中的统治，南宋方面却限于内乱而不能有所作为。
还有比这个更加让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吗？
吴璘无可奈何地把目光投向了东南方向，江南西路所在之地，心心念念着能够等到江南西路匪患彻底平定的消息。
就算吴拱年轻，戚方卑劣，至少姚仲还是拥有军事才能的，素来以勇猛著称，一定可以打一场大胜仗，对吧？
吴璘是这样想的，当然，所有参与这一战的宋军将领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打一场败仗。
比如吴拱。
因为被切断粮道而无法继续作战的吴拱带着一肚子火返回了驻地之后，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失败经验，得出了两条行军作战的金科玉律。
第一，粮草就是一切。
第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他显然把戚方当成了猪一样的队友，只是没想到相比于勉强能维持局面的戚方，邵宏渊居然更猪。
江南西路局势大为破败，整个局势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几乎整个江南西路都沦陷了，这样的情况让吴拱大惊失色。
这哪里是匪军？
这分明是一支有根据地有造反行动的叛军啊！
但是接到命令之后，吴拱还是很为难。
返回驻地之后，吴拱一边整顿军队，一边补充军力不足，在接到第二次出兵命令之前，他已经把鄂州大军重新扩充到了五万人的规模。
襄阳一直都是宋军防御北方的重中之重，堪称南宋京湖战区的屏障，这里要布置至少两万防御性的部队，精锐程度也是最高的。
所以吴拱受命之后，能拿出来平定叛乱的军队也就三万人。
就这三万人也不能全部拿出来，至少要留一些留守鄂州大本营，如此一来，前线可以用来作战的战兵就不到三万了。
比起当初田师中率领六万人出战的规模，现在吴拱率军出战的规模小多了，不少本地官员松了口气。
尽管如此，两万五千名士兵出征所需要的后勤保障规模也是相当庞大的。
大军出征的沿途地方官府为了保障两万五千名士兵出征，前后需要配备差不多七万人的民夫来为大军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军需物资，也需要数万大车、牲畜、船只等等辅助用品。
而大军出发之前，后勤部队就要出发了，为大军建造粮站、临时军营、应急军需物资补给点等等。
大军出发点的官府需要组织人手为大军提前准备一切，需要计算大军抵达临时军营的时间，抵达人数，所需要的食物和帐篷等等，然后提前准备好，方便大军抵达之后就地取用。
这个要是做不好，当地官员就要掂量一下自己脑袋上的官帽子还能戴多久。
而超出本地范围之后，行军路线内的当地官府也要组织人力物力为大军准备粮站、临时军营和应急军需物资补给点，要把这一切准备好。
要是伺候不好这些大兵，他们一生气，是要出人命的。
军队是人组成的，需要吃喝拉撒，每一天的前进消耗的都是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
同时，后勤部队本身也是人，也是要吃饭的，所以后勤人员使用的居住营地、粮食补充营地等等也需要搭建，需要支出。
尽管他们的待遇被一再压榨，压榨，再压榨，但是总不能完全一丁点都不给，多少还是要给一点点。
七万多人的一点点汇聚在一起，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或许是为了发泄这种支出带来的财政困局，官府一声令下，吏员、武装人员们挥着鞭子就开始抽打民众，强逼他们出人出力，有些甚至还要出物，为国家讨贼贡献自己的一切。
民众哭天喊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们衣衫褴褛，在凶神恶煞的武装人员的监督之下，垂着脑袋，耷拉着眼皮，将自己已经十分干枯的身体内仅剩不多的力量榨取出来，为宋军的平安前进“添砖加瓦”。
以此为代价，相对完善的大军前进之路就被铺平了。
毫无疑问，每一次战争，都是对军队出发地区、沿途经过地区、战争爆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