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完了！
草原的军报以最快的速度送进了西京，送到了御前司、内阁以及大元帅府。
所有在中央的官员都知道了。
一个国家被大楚灭掉了。
被灭掉的又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
象征着一个军人最高的荣耀，征服草原现在已经被骆成武完成了。
完成的超乎寻常。
完成的理所当然。
军报送进西京的当晚，没有谁还能睡得着。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北方。
而后投向皇宫。
“为什么咱们大楚，半年的时间就能征服整个草原？”
“为什么赵宋，五十年来没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
“又是为什么，耶律隆绪没有逃，而是选择死在沙场上。”
这些问题都萦绕在此时西京城内数万名国家公员的脑海里。
上到骆永捷、寇凖。
下到一个基层普通至极的公员。
所有人都在想。
这是灭国、是毁灭一个民族。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战争本身只是为了政治而服务，它只是实现骆永胜政治目的的一种延伸手段。
是为国家政略大局而发起和进行的。
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反而有更多的东西和深层次的事务需要去反思和总结。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后面三年、五年不停的开会来讨论，甚至很大可能性要写进大楚的中央课程中，去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但就眼下，所有人可以确定的就是一点。
“皇权将膨胀到一种恐怖的地步。”
之前说过，大楚走到今天的原因，往大了说，是每一个官员、军人、百姓、工匠的共同努力。
但往小了说，就是骆永胜一个人的功劳。
是骆永胜一个人把逐渐羊化甚至往难听点说业已堕落的华夏民族生生拉了回来！
无数针强心剂打进去。
不停的在各种打鸡血。
是骆永胜用其自身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凝聚力，使大楚变得强大。
让大楚这个国家内的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各自的光和热。
这是夸大吗？
不是。
世界有一些未解之谜，其中有一条极其难堪的事实，那就是。
抗战时期，中国战场上的汉奸伪军比小日子过的不错的日军还要多。
为什么？
《福建通志》记载的嘉靖时期倭寇入侵，十几个倭寇登陆，就能慑服上百个乡勇、民团、土匪，然后组织在一起，吓得一个县几万人不敢出城。
这又是为什么？
中国人或者说华夏民族的血性去哪了？
先商周秦汉时期，那辄动就要灭人家一个种群全族的戾气呢。
隋唐时期谈不拢就把人家国家给灭掉的霸道呢。
我们总说自己是天朝上国、泱泱夏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见到异族反而开始腿软，习惯性的跪地上管人家叫老爷了。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哪怕是到后现代依旧存在，且奴性深重者不在少数。
我们可以把锅甩给清朝和无能的清政府，但这不对。
嘉靖朝时期中原的懦弱也怪清政府吗？
显然是不能的。
那怪谁。
怪赵宋？
怪儒家？
谁都不该怪，甩锅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捕捉到事情的关键，然后正本清源才能扭转这个情况。
中国，作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拥有非常明显的大陆化普遍帝国单一中央核心的特点，理应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度，而事实也确实诞生过强盛一时的中央政权。
比如汉、比如唐、比如早明。
那又是为什么弱下来的。
国力的衰弱我们可以说经济内卷、政治内卷、边际效益逐步压缩、人口红利异常过盛。
林林总总的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
但骨气的缺失和血性的消亡，怎么找理由。
这些跟经济有个屁的关系。
骆永胜给出了他的意见和看法。
那就是四个字。
“长治久安！”
中国的历代王朝太过于强调长治久安四个字了，也太过于敏感了。
民间有一丁点的不良反馈，都被统治阶级视为破坏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炸弹。
那便是要狠打狠杀的。
老百姓闹点幺蛾子出来，凌迟处死没得商量。
异族都骑到头上拉屎撒尿杀咱们人了，只要过来磕个头称个臣，咱们就良言温劝，赐下金银珠宝。
这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
骆永胜觉得自己脑子没病，他受不得这些，更不想也懒得去弄明白。
因为，他不是单纯的政治家，更多的像是一个严苛的暴君或者偏激的思想家。
所以说，骆永胜塑造了骆成武。
是的，塑造。
骆永胜像骆成武的母体多过像其父亲。
某种意义上来讲，骆成武更像是骆永胜的‘化身’！
今时今日，骆成武能走到这般地步，完全是骆永胜有意的引导和纵容。
他默许了骆成武犯下太多的错，然后又利用军校的环境将骆成武一些特立独行的个性给磨平。
人不是铁石，磨掉一块少一块。
人是一块橡皮泥，你按下了一块，另一块就会更加的凸起。
所以，丧失了绝大部分个性的骆成武在其暴戾的个性上更加严重。
他成了骆永胜希望看到的战争机器。
战争机器。
这个词从很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