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到韩城，还没跟上一任知晓交接公务，流寇就也来了，所以上任第一天就开始收敛粮畜，坚壁清野，征兵、调饷、防河、守城。
崇祯五年，流贼被他防守击退后跑到山里立寨子，左懋第寻思贼在山里，百姓就不敢在郊外种地，便组建十一路民壮，带兵进山进剿，一直把他们打出韩城，打过黄河，打进山西。
崇祯六年，左懋第号召富户乡绅捐钱捐粮、恢复生产，流贼又来了，他接着督兵进山追剿五十里，最后在河上作战取胜，将残敌击溃。
崇祯七年，流寇又来了，他继续戎装上阵继续打，乘胜追击一百二十里。
就这么说，左良玉、邓玘、汤九州这些明廷大将，面对流寇进山，一般也不敢进山区追剿穷寇，偶尔进山，也是败多胜少。
而左懋第能在韩城像个战神，一方面是确实有本事。
另一方面则是第一天到韩城，还没交接公务就带人御敌，使他在韩城取得无与伦比的民心。
士绅大力支持、百姓勇猛听命，才干出了比很多官军更厉害的事业。
韩城有苏、牛、薛、张四大家族。
苏家和牛家是商贾，前者是苏武的后裔，早年经营当铺，后来在苏州开了‘和合苏’绸缎庄，生意火火，一开战就上万两银子往城里捐。
后者是开钱庄的，打起仗来就一把一把烧借据。
张家祖上能追溯到留侯张良，经营两个黄河渡口和木材生意，有筏子、船只几百艘，剿贼的时候运送军兵快速机动，也出了大力气。
至于薛家，则是薛仁贵的后裔，官宦世家，跟左懋第有点看不对眼，但也没扯后腿。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靠万众一心，才让城墙甚至都没包砖的韩城守住了三年里的每次攻势。
早前，元帅府的校尉领了刘承宗之命到韩城，左懋第就在城外的苏武祠给他们摆了个鸿门宴。
嘴软心硬，说的都是好话，但意思非常明显，投降？没得谈。
元帅府的校尉都尉回去叫人，喊来了在耀州驻军的米剌印，刚把这座土城围住，魏迁儿那边就发现了瘟疫。
米剌印报告到中军，刘承宗衡量韩城的情况，暂时也顾不上这种小城，干脆就让米剌印撤围，全力收集物资以备瘟疫。
不过刘狮子还是给左懋第写了封信。
说实话，左懋第在韩城的衙门里，一听说刘承宗给他写信，一猜就是要劝降之类的话。
当时他脑子里就蹦出一堆骂人的词儿。
他是进士嘛，读过的书多，脑筋转得还快，骂人很牛的。
偏偏展开书信看了，嗯……左懋第的心情就有点复杂了。
大元帅写信一向不拿别人当外人，张嘴就夸他这几年干得好。
其次提醒他清丈田亩清查人口，人口和田地都要弄清楚，不仅要恢复生产，还要注意灭蝗、兴修水利。
然后督促他继续练兵备寇，以防战争带来的溃兵盗匪扰乱治安，同时还要防范山西的瘟疫，继续保境安民。
最后，最诡异的地方来了。
刘大帅宣布，因为你左懋第的韩城知县干得好，韩城一年免征赋税，守城士绅吏民具有嘉奖，再接再厉，回头让吏衙给你记功举卓异。
左懋第看完信，脑瓜子嗡嗡响。
别说脑子里想的那些骂人话了，他连怎么回信都不知道。
他寻思这鸟大帅的自我认知出了大毛病，他居然督促自己练兵备寇，谁是寇？
而且怎么就跳过攻打韩城这一步，一副统治者的姿态单方面宣布免征了？
还特认真。
认真到左懋第读信的时候也产生了极大的自我认知偏差，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满脸问号地把信递给韩城四姓士绅传阅。
大伙儿面面相觑，对于大元帅的疯言疯语，统统遭受极大的精神污染。
有的人迷迷糊糊就接受了刘承宗的设定。
还有的人，比如薛家有个叫薛行的后辈，足智多谋，不过天生偏盲，视力受损，有只眼睛是斜视，长得就很离经叛道了。
此时却看见比他长相更加古怪的言语，当场被激发出叛逆基因，振臂高呼：“左父母！刘贼让干啥，我们就得跟他对着干！万万不可遂他心愿！”
偏偏这就是刘承宗信里最诡异的地方了。
这封信从头到尾，全是最正确的话，即使是再有心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也找不出刘承宗究竟说错了什么。
唯独，刘承宗的身份错了。
对左懋第来说，人家叮嘱的都是对的，凭啥不听啊？
刘狮子当然不是小丑一样的自大狂，他只是有一套自己的战争逻辑。
他是真把韩城当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因为劝降已经开始。
事有轻重缓急，韩城并非潼关那样的必争之地，耗费人力物力，去强行攻打这样一座万众一心的城池，搞的士民仇视，对他来说没有益处。
刘承宗很讲道理，左懋第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好，也能庇护百姓，他就没有征伐韩城的理由。
这主要是因为攻打韩城的利益不够大，另一方面，左懋第也没攻击他派去的校尉都尉，没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另一方面，眼下对元帅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拦住瘟疫，不让其在陕西扩散，其次则是攻陷西安府城。
只要占领西安府城，像这种无法独立割据的小城，潜移默化就会从对抗转为合作。
今年免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