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有人戏言，说我国的官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么，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用这个尺度衡量，很多官员是经不住调查的。
“也许，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控制问题官员可能更容易，也许从政治角度出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长此下去，问题会非常严重，第一，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侵害性，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真的把收几千块钱纳入执法标准，恐怕手中稍微有点权力的人，很大一部分都难以做到不受追究。
“第二，基于上一点，很多官员处于忐忑之中，林子恒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
“他被判刑以后，我和他见过一面，有过一番深谈，他弄这么多钱的目的，除了要给前妻一个补偿之外，也是怕有一天自己出事，给自己在国外留一条后路。
“这么做的不仅仅是他林子恒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这些年出现的裸/官现象大多因此而产生。
“这么多年下来，就算是红包收入，他也有几十万，上百万，说实话，对于一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高，甚至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把这些牵连出来，单就这个数字，判他个十几年徒刑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到这，阎涛又端起水杯喝了口水，叹了口气说：“所以说，每个人，每一起犯罪，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因素。
“于绵，听说你对犯罪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你对我刚才的说法有什么意见？”
于绵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你说的对，我在国外是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可是，我所掌握的都是一些空泛的理论，远没有您通过亲身实践所理解的这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