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孙仇远科独结学接阳战不鬼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