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婆们上门的第一次风波算是过去了，一连几天，媒婆还是照样络绎不绝，吕杨照样将“不成为秀才什么都不考虑”的话放出去，没过几天就已经传得秣陵府人尽皆知，于是媒婆登门才渐渐少了。
对于吕杨的态度，有的人唏嘘不已，因为没有实力的人可不敢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因为从秀生跨越到秀才，有一重难关，那就是立言。
秀生是立心道业第三重，而秀才是立言道业第一重。立什么言，从来都是秀生们需要面临的严肃问题。
立言是每一位儒生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之根本，所以非常重要，只有彻底打通天庭百汇的门户，神识文气沟通天地，和天地对应为一体，这才能向天地立言，以正其心志，从此心志稳固，文气壮大，修行当能一路jing进。
是以，立什么言，一定要契合自己的本心和志向，万万不可立违心之言，否则言行不一，神思不定，志向摇摆，道业无法jing进还是小事，若是遭天地和心魔反噬才是最糟糕的。
正是因为立言是圣道中人非常关键的一次圣道之基，所以颇为不容易，有的秀生兢兢业业努力三年五载，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地贯通天庭百汇，成功立言。
因此，以前有不少年轻的秀生大发这样的豪言壮语，没有想到在书院之中蹉跎三五年，熬成了大龄青年也没能成家立室，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再之后，这样的豪言壮语就少一些了，不过还是有人自信心过度，在别人眼里，这就是自负了，颇不可取。
没有人认为吕杨这是自负，而是一种充满信心的表现。相信吕杨发下这样的豪言壮语，不可能真的会熬成大龄青年。
吕杨的修行开始进入稳定期，每ri除了去书堂，便是回纯阳居，修行作息非常有规律，偶尔会和书院的同窗或朋友到山中打猎，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却说吕杨将《丹道》一书刊发出来，迅速在全皇朝九州热卖，并引发了全九州圣道中人的炼丹热ren人趋之若鹜的大chao流，连带着吕杨近期刊发的《道德经》销量也在节节拔高，不少修为高的儒师似乎也体会到了道德经的奥妙，研究不息。
当然了，道德经说到底还是一本理论xing的书籍，和《丹道》这样的实学经典是不一样的，丹道带来的效益是实实在在看到见摸得着的，而且也不需要多高的门槛，只要是寻常的儒生，只要肯专研，都能自己炼制辟谷丹。
《道德经》就不同了，道业低的儒生不一定会热衷于研究他，一般只有道业高或者是智慧高的人才会将之收做读本。
是的，有些人只是将之当做读本，有的人会将之奉为经典，最多将之和一些比较喜欢的先圣经典放在一起，而不是将之奉为至高经典。
大匡皇朝有自身的道德和观念的标准，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治国理念，圣道在治国的理念上显然和道德经有抵触，这就是瑕疵，极大的瑕疵，所以道德经注定不会像在华夏一样，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
大匡皇朝发展四百多年，成就的圣人近百位，大多都已经“举霞飞升”，留下的著述大多都成为世人拜读的经典，其中不少经典其理论不比道德经有丝毫逊se，所以在圣人经典浩如烟海的大匡，华夏文明的大著作并不一定能大红大紫。
吕杨刊发的两部兵书也是一样，仅仅只是众多兵部的其中一部，偶有“亮点”，可以振聋发聩，但是要比肩诸圣著述的经典，还是不能，除非ri后吕杨成就圣人，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著述才会被抬升到圣人经典的高度上，历久永恒，照耀千古。
吕杨自然很理智，他自己绝不对高估华夏的道德经、老子、四书五经等等经典在大匡皇朝的作用。
就说四书五经，吕杨作为后世之对人它们并不感冒，甚至都不会去读，因为世易时移，很多内容都不再适合，当然其中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还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为世人接受的普遍理论和普世观。
当然了，吕杨更不会头脑发热地认为将四书五经弄出来，就一定能够在大匡皇朝大红大紫，压住所有的圣人经典，成为读书人人人信奉的至高“经典”。
对于这一点，吕杨还是十分清醒的。虽然华夏的古代读书人将四书五经奉为经典，但是吕杨并不认为这些书有多么的了不得，大抵是后世的读书人无书可读，或者是知识面狭窄，或者是读书人出于垄断或者某种利益的驱使，或者是出于某些原因，将前人的著述抬得过高，以至于自我造神，自我界定，认为后来者无法超越。
确实存在这样的观念，大匡皇朝也是一样，历代圣人关于礼乐she御书数的著述经典在前，即便是四书五经出世，也会泯然于世而已。即便如此，吕杨当用则用，不会有任何思想负担，原本借自己的手将华夏的jing粹传播出去，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若是借此能够影响一批人，给人予积极向上、正确乐观的人生指导，那就算没有白费功夫。
《丹道》这本书，能够风靡九州可以说是必然，因为一个“利”字。大利于世，则大兴于世，古往今来，任何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至理。
因为《丹道》的刊发，一时间让整个皇朝九州的金铁价格暴涨，更让炼制辟谷丹的五谷，以及各种草药、灵石等丹材价格暴涨。
一时间商人受益，农民受益，种植草药的药农受益，寻常灵石的普通人也受益，九州上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