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多沿隋制，实行宰相集体议事制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不能没有议政场所，所以，“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并且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这时政事堂，所以设在门下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可见，在北朝时门下省权尊势隆，在国务活动中自然成为军国大政决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议政起始的时间，只能往贞观、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后的贞观年间。
见李曜还在思索，近来紧靠河中的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便笑着解释道：“我朝建国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然国朝宰相，一如隋时，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
他举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到了我朝，此风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远近日见李曜权威日固，越发不肯与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为伍，也接口向李曜献殷勤道：“陆相公说得极是，右相当知，国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职衔者，均为宰相，即‘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议朝政’、‘参预机密’、‘参知机务’、‘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
李曜奇道：“某今为中书令，似是正二品，为何宰相之衔，反是同三品？此处却又有何掌故？”
崔远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本来因为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现在欲使秩卑的人参知政事，故立此号，令与中书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来意义，纵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须加‘同三品’之号，方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议政。所以，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这样有权位的大臣，也必须加上‘知门下省事’之职衔，才在制度上取得参加政事堂议政的资格。但大历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误。”
李曜这下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门下省政事堂议政制度在前，而“知门下省事”之类的名号，甚至中书令本身的品衔提高都在其后。
他点点头：“如此，政事堂宰执天下，可是自来便为国朝中枢，调和九州？”
王抟摇头道：“这个却不尽然，政事堂为宰执天下之所，其实算来，当有三次大变。”
李曜哦了一声，朝王抟拱手道：“看来沿革颇多，某初为朝廷宰执，不解其中变化，还请王相公为某试言之。”
他现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抟自然立刻拱手回礼道：“此执笔宰相应为之事，岂敢言请。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高宗时]，中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玄宗时]，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王抟既然是今日执笔宰相，有为李曜解说政事堂掌故之责，便将其所知一一道来，直说了一盏茶的时间，才将这其中来历缘故说清。
李曜听后，联系穿越前在史书、文献中的一些了解，总算搞清了政事堂发展其实分了三个阶段。原来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议政，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成为制度，但由政事堂议政发展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却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
第一阶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高宗末年，为门下省政事堂议政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虽然政事堂始终设在门下省，但作为一项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武德年间，可以说政事堂纯为宰相议政场所，如同现代的“会议厅”一样，并非理政办公之地。这个时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设在门下省，主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门下省权重势隆之故。
贞观年间，由于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影响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这种情况，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于是鉴于隋亡的教训，太宗皇帝整顿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凡“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防止政府机构随意扩大和官员冗滥，太宗还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证。同时，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变国家总枢机构中政务活动的某些程序。贞观以前，诏敕虽多由中书出令，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