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水印法，是李曜从《天工开物》里看到，并提示河中军械监试制成功的。其第三个步骤，叫做荡料入帘。乃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舂成泥状，再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于是纸纤维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后世的20公斤。不过抄纸的难度还在于，抄的轻纸会太薄，抄的太重纸又嫌厚，这就全凭工匠的经验，李曜目前还未想到怎样把这个控制进流水线生产中，不过却把这个难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军械监的相关技术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时已经可以考虑实现纸币流通，主要是因为北宋时交子的大量流通并未出现大的麻烦（无风注：其实宋朝经常因为多发交子而出现通货膨胀，但那是政府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夺民间财富——如我大天朝）。
中国毫无疑问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头脑很难相信，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义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
《周礼·载师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周礼》中还载有“听称责以傅别”、“凡买卖者质剂焉”。“傅别”、“质剂”都近似予现在的票据。春秋战国时期，曾通行皮币，“昔者大王居分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民间也曾通行作为交易媒介的牛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币，后人多认为是一种筹集国用的债券。东汉也用过类似里布的布币。魏晋南北朝兴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门郾店，吸收存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据，在市面上流通。
唐宋时期柜坊设立得更多，可发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广记》引《唐逸史》说：“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也”。吴曾的《能改责漫录》中，也有“取笔写帖付生日：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此二篇虽为当时神话钱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见的。
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票），就支付通货的事实，在大唐就已经有了。就是到了北宋时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还是这样的实行着。大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印刷、造纸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期印刷、造纸、丝织、金属、陶瓷等手工业品都有很高水平。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已出现“飞钱（汇款）制度。作为纸币的基础，大唐造纸术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新唐书载，大唐已开始用厚纸制作和使用纸器、纸杯。在晚唐，中国已经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成举世闻名的宣纸，这就为宋代使用纸币打下了基础。
本书前文曾说过，唐宪宗时，就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而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用的契券，其中契券也有纸币的性质。
到了北宋时，当时四川仍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性质。
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仍称之为“交子”，那时候北宋朝廷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行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
方才说了，交子最早时，其图案有屋木人物。用朱墨两色，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最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时临时书填，类似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色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