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袁世凯耍滑头，打了电报给黎元洪，建议由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受职权。老黎对袁世凯的心思洞若观火，回敬道：“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也！”
不过，南方阵营中妥协地声音还是占据了上风，特别是令孙中山心情沮丧的是许多省份的都督和民军将领都纷纷表态，要求同意袁世凯迁都的主张。前次被黄兴勒令解散的参谋团。也找到了报复地机会，公开发表临时政府宜设在北京的通电，与陆军部唱反调，使孙中山、黄兴雪上加霜。
8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弯了骆驼背。以秦时竹为代表的北疆大员纷纷表态，呼吁以大局为重，支持袁世凯仍留在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社论一同造势……
孙中山无法应付重重压力，在内外势力地压迫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求袁世凯南下的要求，指示南京政府同意专使团的请求，但为了给南方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台阶，要求袁世凯派代表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作个说明。袁世凯满口答应，派唐在礼和范源濂为代表前往南京。
袁世凯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成了胜利者。兵变虽然有损失，但毕竟达到了目的。陆尚荣的“配合”又使得无人怀疑兵变的“确实性”。
对这样的结局，民间流传着一首颇有讽刺意味的歌谣：“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地老猿称霸王。”
10日，蔡元培闷闷不乐地坐上接他的朱轮金漆马车。向石大人胡同原清代外交部公署驶去。这是袁世凯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地方。
远远望去，外交部公署冠盖如云。粉饰一新。下午3时，军乐队高奏欢快的乐曲，典礼开始。袁世凯身穿宝蓝色军服，腰配长剑，顾盼自雄，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用他那口河南腔，抑扬顿挫地宣读了誓词，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了誓词并代表孙中山祝词，双方都例行公事般的面无表情，彼此敷衍。
刚忙完，袁世凯就忙着和北洋诸将合影。只见袁世凯居于正中，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李纯、张勋、卢永祥等一干人等环绕左右，个个按剑而立，耀武扬威。在他们看来，都城按照他们地意愿迁到北京来了，大总统的桂冠也到了手，民国地天下应该是他们地了。袁世凯由衷地微笑说：“老夫53岁了，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接着又是一片阿谀奉承之声。
陆尚荣也在旁边，见此情景，不由地一声冷笑。袁世凯很得意，大家都很得意，谁都没有留意到他。终于，在最后，袁世凯发现了人群中陆尚荣地身影，立即装出亲热的样子，邀请陆尚荣单独和他合影，还假惺惺地赞扬陆尚荣“弹压”兵变的功绩，引得曹锟是咬牙切齿。
就在袁世凯忙着迁都和就职的这段时间，人民党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建设。张謇将秦时竹的党章稍加润色后，就确立了下来，9日，人民党北方局成立，以秦时竹为书记，吴景濂和袁金铠为副书记，葛洪义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何峰、禹子谟等一干人列名委员，下设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和京畿六大分部；10日，南方局成立，以张謇为书记，程德全、汤寿潜为副书记，沈钧儒、章太炎等一干人列名委员，下设江苏、上海、浙江三大分部。双方商定，尽快在各地推选代表，准备出席于4月15日在沈阳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见前面两道防线已失去，又面对着人民党的威胁，在政党政治上已先失一着，只能极力加紧建党工作。12日，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了会员大会，宣告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党转变为公开政党。参照人民党地同盟会依样画葫芦，将宗旨修改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由于各地陆续派出参议员，参议院总人数已上升到53人，人民党占了约三分之一，同盟会占据了四成多，已隐然形成了对峙局面，但宋教仁和黄兴却认为这是实践民主的良好开端，他们动辄以美国为仿效，希望能搞成两党制，宋教仁在祝词中说：“……希冀两党联手，共建中华民国民主事业……”
对两党政治的形成，袁世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从来就是信奉实力政治的，对于民主共和根本不在乎，在重大问题上更是希望能独断专行，他认为，这才是做总统的味道。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北方还有数省地都督人选没有确定。当初和谈时，唐绍仪曾经允诺革命党：以柏文蔚为山东都督，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再选一名革命党为河南都督，作为让出大总统位子地补偿。袁世凯现在地位稳固，根本不把这个君子协定放在眼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任命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替代张镇芳，张后来去河南做都督。次日，任命周自齐为山东都督，代替张广建。而将革命党地胡瑛从烟台都督调任陕甘经略使，复远调新疆、青海屯垦使。
袁世凯的专权，引起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人民党由于刚刚建党，也需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于是两派人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原直隶谘议局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要求袁世凯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