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防军一贯的做法，凡是俘虏了敌军，必定将军官甄别出来，然后与士兵分开关押。一般来说，对于士兵的处置相当宽大，经过教育，就会给被俘的士兵一条出路，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经过初步体检和考核，送到后方编入后备部队，这是对于普通步兵的做法，如果是技术兵种（如炮兵、机枪兵、工兵、辎重兵等），只要符合要求，一般都会动员其留下。这些兵种培训不易，如果能直接从敌人中获得补充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这部分兵员的素质相对较高，在文盲居多的中**队，这些士兵往往是识字或者念过书的，对部队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军官则要区别对待了，中高级军官由于长年在北洋军中任职，对北洋团体和袁世凯有比较强烈的认同感，如果贸贸然释放了他们，保不准在下次作战中还会与他们继续为敌。为了稳妥起见，不等战事全部结束是不会释放他们，只会将他们送至后方关押起来。这其中自然也不能否认一部分北洋军官确实具有真才实学，秦时竹的意见是，在确保对方政治立场转变后，可以量才录用。他一贯认为，在内战中被俘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北疆系和北洋派之间的政治理念冲突也绝非如后世国共之间那般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很多北洋军官都毕业于外国或本**校，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和西方文明的熏陶，大多数人还是相对比较爱国的，在本质上也并不坏。特别是在1913地历史时空，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还不是很激烈，他们所持有的人生信念和抱负还可以称得上积极向上。一句话，他们作为中国开了眼界的人物，基本可以被改造好，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北疆国防军发展很快，部队建设也卓有成效，但有一个薄弱环节----有经验、有资历的军官太少。跟随秦时竹起兵的将士中，很多30岁不到的年青人已经都挂着校级军衔了，纵然这样。在一个团中团长兼任一营营长，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参谋长兼任三营营长，副参谋长兼任炮营营长这样看似不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存在。20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这个军官团体如果能为我所用，必将在抵御外侮地时候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下级军官（连、排级），则是另外一副景象，北洋军中除去那些因裙带关系而担任职务的军官外，这些基层军官都是经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正规培养而任职的，在素质上相对国防军大批火线提拔地基层军官要高出不少，这些年青人有志气、有抱负。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都比较高，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防军军官，他们在北洋集团内部。也并不是核心骨干，大都是在袁世凯被罢官后进入北洋军地，对他本人并没有强烈的认同感。这批人连同技术兵员，都是宝贵财富，不可轻言放弃。
说了这么多财富，自然也有基本不能用的部分，比如军需官、后勤官等，北洋**的后勤体制造就了一大批蛀虫。往往是部队主官和军需官员相互勾结。上下其手，他们就是现行的贪污分子。如果让这些人进入国防军，那绝对是自毁长城的行为。
至于部队主官，基本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要么是庸庸碌碌之辈，要么是铁杆的北洋骨干，已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联系在上面，利用价值不大，像潘榘楹、段芝贵乃至已经报销掉地曹锟，在秦时竹的眼里都一钱不值，当然如果不死且不涉及大额贪污，做寓公的待遇还是有的。
但吴佩孚就不一样了，综合后世地评价，此人称得上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军阀，本人也颇有些骨气，很是让秦时竹看重。仗还没有开打之前，秦时竹就叮嘱陆尚荣要小心，战斗打响之后，命令就变成了务必活捉吴佩孚并劝降。享受这个待遇的，除了吴佩孚还有就是陈宦。后者在东北时期就和秦时竹有交往，虽然彼此间闹得不是很愉快，但大家都知道对方是难缠的对手，现在形势变了，作为当时唯一对秦时竹有警惕和提防的人物，秦时竹很想收归己用。
陈宦在具体带兵打仗上并不突出，但长于谋略，尤其是擅长全盘布局，活脱脱一个总参谋长的有力人选（历史上他曾经提出三个对策，认为袁世凯做到后就可以称帝，结果袁世凯只做到了两个就急匆匆地称帝，陈宦知道袁事情必败，为了避免池鱼之殃而远到四川任职，后来在袁世凯风雨飘摇之际，和汤芗铭在最最紧要的关头反戈一击，袁世凯最后一命呜呼，此二人有“送命二陈汤”之称谓）。=在护国战争前，他已经担任了参谋次长，实际上主持参谋本部的工作（参谋总长是黎元洪，黎菩萨到北京后根本就没有心思过问参谋本部地工作），但由于陈宦本身不是北洋集团出身，虽然担任过新军统制等职务，究其渊源，却是已经身亡地锡良一系，后来又投靠了黎元洪，袁世凯能用其谋，但是不会把他当心腹看待，秦时竹认为他自己完全可以做得比袁世凯更好。
孙烈臣进军北京后，已经找到了陈宦，当年在东北彼此都有一面之缘，因此还非常客气，由于军务繁忙，孙烈臣无暇和他详述，只是大致说了一下秦时竹对他的看重，希望他能考虑考虑。陈宦是个聪明人，自然懂得进退，既没有一口答应，也没有满口回绝，只是用一种再考虑考虑地态度表明了自己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在孙烈臣看来，就是基本答应，只是因为往日还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