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地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地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的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的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的，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皆企图以邻为壑，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
“这么说来，制钱和铜元过剩的问题基本是同一的，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看来不仅是主币，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
“总统所言甚是，只是铸铜元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