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亚方向外，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可蒙古和新疆一样，也是地广人稀，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只有东路，即从黑龙江、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一句叫做，为了供应后勤，需要1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如果铁路畅通，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3倍，所以，无论如何，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
当然，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在他看来，制约中国铁路，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只要有3个因素：第一，财力不够，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第二，机械化程度太低，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第三，才是人力问题。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国内却要管理2000-3000的队伍，在变通的办法下，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但还是远远不够，普通的筑路工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
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恰恰相反，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热忱和责任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那么，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而秦时竹说讲到的3个方面问题，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卡出劳动人口，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
秦时竹笑了，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3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在普通农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以“名教”和“祖宗”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