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江南普遍存在的流离失所问题，得益于持续扩大的经济规模，无业人口被大批量吸纳进入了各种行业的工厂，成为新生的工人阶层；原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剥削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一方面，由于工业利润的刺激和相对于农业的高效益，很多中小地主都将土地变卖，筹资发展工商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卖的土地除了一小部分被其余大地主吃进以外，其余都以市场价卖给了佃户，考虑到佃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一次性付款，央行和财政部在秦时竹的直接过问之下，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专门进行抵押放贷，通过20-30年的分期付款方式帮助农民购买土地。只要佃户以农地作为抵押，同时按照6的年息分期偿还，他就能购买足够一家耕作的土地。考虑到佃户原先如果租种土地需要付出40以上劳动成果的现实，那么这类分期赎买的方式大大有利于他们。
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迅速在大江南北推行开来，既解决了土地问题，又解决了部分欲从地主转变为工商业资本家阶层的资金来源问题——帐谁都会算，投资农业，一年大约是15-20的收益，投资工商业，收益率在40以上，甚至能高达60-80。
在另一方面，维持原来的固有剥削水平也相对不易。由于工业的持续扩张，除了无业居民被大批吸收之外，大量的佃农也被吸引到工人队伍的大潮中去。1914年，全国工人及其家庭总人口数不超过2000万，到1919年年初，按照规模以上的工厂数据统计就已超过5000万人，这还不包括哪些尚未完全脱离土地，在农忙时操持农活，在农闲时进厂做工的半农民、半工人。要想维持租佃农业，就势必只能降低剥削水平，实行减租，两相对比之下，封建农业退出便成为不少人选择的途径。
国民党嚷嚷了近10年的“耕者有其田”，在人民党手中，没有通过暴力和国家收购的方式便部分达到了目的，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其积极性却是世人公认的。孙中山就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承认：“兄弟原先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思路太过于理想化，秦大总统通过发展实业，推动农业改造升级的办法才是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子。”
1914年以后，特别是中日冲突以中方最后胜利告终之后，中国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良性发展的互动中。一方面是国际地位提高、原来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陆续废止，被侵占的权益逐次收回，对国民经济的超经济强制消失了，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欧战的东风，迅速扩大的需求让工商业者在内的各行各业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