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财政方面只是长期问题，眼下摆在唐绍仪面前的却是“一五计划”的工商政策问题以及建设目标问题。搞“一五计划”唐绍仪是十分赞同的，也认为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但通过采取大规模举债，用政府投资的方式实现快速工业化，他本能地表示反对，他更希望是的财政平衡。如果扩大债务，发展高速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北方集团”这个国策集团的依赖与扶持，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至于高速工业化，在他眼里世界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日本再快，从明治维新开始也用了50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
而秦时竹等人提出的，则是要利用德国战败投降的机会，全方位引进德国的设备、技术、人才，“以德为师”建立中国的工业化体系，低一点没有关系，但一定要全面，至于德国人也不太擅长的工业领域，则从美国引入。反正现在是各国经济低迷期，原来高高在上的设备、资产都开始大幅度贬值，价格低得诱人。按照秦时竹的日程表：“一五”打基础，全面引进；“二五”全面吸收消化；“三五”开始自主创新，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工业化。判断标志是三个：第一，工业门类齐全，农轻重比例基本协调；第二，以“进口替代”为途径，主要工业产品实现国产化；第三，在部分领域获得优势，贯彻“出口导向”。
在工业化的阶段上，唐绍仪基本赞同分三步走的策略，唯一的分歧在于——时间以及政府的作用。唐绍仪不认可15年的期限，认为太过于急切，三倍于此还差不多，而在政府的作用上，更偏向于小政府的观念，认为经济发展是企业界的事，政府的作用一是搞好法律与市场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二是在社会保障与民生上下功夫；三是坚持自由主义，避免直接干预经济，以免损及公平。唐绍仪仍然对洋务派以国家财力发展经济、建设企业所暴露的弊端耿耿于怀，仍然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本能地反对政府直接站在经济发展的一线，更不必说反对政府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为包括“北方集团”在内的大企业集团群提供帮助的提议。在他看来，政府不主动出面削弱大财团的影响力已是格外宽容了，搞赤字财政可不是他的风格。
“一五计划”的草案，经过了三次讨论，仍然没有能够确定下来，眼瞅着1921年度财年即将到来，计划却如此难产，形势越发微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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