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抗联各部可没有电台。别说各师，就是各军与总部之间除了交通员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通讯手段。总指挥想要指挥留下的部队继续斗争，就只能留在下江地区。”
李延平说完这番话后，也是一阵苦笑。他不知道自己这番话是在开解杨震，还是在开解自己。对二路军总部的安危的担心，作为一名老抗联，他远比杨震更为着急。只是总指挥迟迟下不了南移的决心，他也无可奈何。
对于总指挥性格很了解的李延平来说，他很清楚总指挥迟迟不愿南移的原因。在日伪严密封锁，各军联系手段单一，二路军余部又大多北撤的情况之下，二路军总部一旦南移，也就意味着与撤至同江、富锦的二路军残部彻底中断联系。而没有了总指挥，各自为战二路军余部恐怕就要散了。
对于李延平的话，杨震摇了摇头：“在现在下江地区严峻的形势之下，总指挥最应该做的是保存实力。在如今下江局势至少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改变的局面之下，我看完全可以命令已经退到同江、富锦一带的四军留守部队、五军余部与七军过江，退到苏联境内暂时休整。”
“退入苏联境内？司令员，我们与苏联虽同是共产党的部队，但苏军对我们退入苏联境内的部队一向是缴械、关押。今年二月，三路军的三、六军主力在攻打萝北县城战斗中，因敌众我寡被迫在军长的带领之下撤入苏联境内。”
“可部队刚一撤入苏联境内，就被苏军缴械关押。五百多干部战士，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给他们弄到那里去了。而指挥战斗的六军军长和几个师长也到现在渺无音讯。老大哥这一手，几乎将三路军主力之一的六军给弄垮了，即便是兵力最多的三军也是元气大伤。要知道，那五百人可是几乎集中了三路军所有的骑兵。”
“连同之前的在苏联境内被扣押十一军军长、三路军总指挥，到现在我们单单被扣留的高级干部就三人。至于师以下的官兵更是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实在不敢轻易的过江。因为到那里也就意味部队彻底的损失掉。而这种损失要远比战场上损失更让人心疼。”
“去年年末，总指挥曾亲自渡江与苏方交涉，希望苏联能够放回三路军总指挥以及各级干部，帮助恢复与中央的联络，可却连一个高级官员都没有见到，被一个少校就给打发回来了。”
“你说，我们现在如何还敢让部队撤过江去？哪怕是短暂的休整都不敢，因为撤过去也就意味着永久的损失了。而这种损失，却远比战场之上的损失，更让人刻骨铭心。”
“我就弄不明白，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战，苏联党怎么会如此做？怎么会如此对待兄弟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武装？”
对于李延平的不解，杨震冷冷的回答道：“还能为什么？对于苏联人来说，自己国家的利益远大于兄弟党的利益。国与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更没有兄弟这一说。一句话，他们不想冒着与日军开战的风险，给我们哪怕是提供最微不足道的协助。”
“不过现今的形势与年初已经截然不同。日军大举增兵东北，数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人。我们在苇河境内伏击的日军军列便是刚刚调入满洲的第四师团。并沿着苏满边境大量修建、构筑各种永久性工事。而这些工事，你说它是防御的也可以，说它是日军为进攻苏联修建的出发阵地也行。”
“而且今年在不断增兵满洲的同时，日军又将关东军升级、扩编，由原来的直属师团改为军下属各师团。仅仅在北满便连续组建了两个军一级的指挥机关。”
“政委，关东军的这个军可不是咱们抗联的只有千八百人的军可以相比的，完全可以称得上一级战略指挥机构。在关内战场之上，日军一个军甚至可以指挥五六个步、骑、炮、装混合师团，甚至兵力可以达到十几万人。”
“日军的这些举动，在加上今年年中在张鼓峰的那场战斗，我想苏军不能不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现在对于苏军来说，日军的一切调动以及动向都极为重要。所以对于苏军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有一定利用价值的。”
对于杨震的话，李延平皱了皱眉头之后，才犹豫的道：“司令员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苏军需要我们这些熟悉北满人为他们提供日军情报的机会，向苏军提出合作。我们给他们提供情报，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些物资、给养？”
杨震点点头道：“可以说是合作，也可以说利用。而这种关系利用好了，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粮食与冬装，甚至有可能在苏联境内获得一块休整的地方。不过，这个希望不要抱的太大。”
“但在下江地区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让七军与五军余部过江，哪怕是被苏军缴械、关押也比白白损失掉的强。只要国际形势出现变化，我想苏军总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的。因为他们总会有用到我们的一天的。而且这个时候不会太远。”
“对于苏军来说，在日军不断增兵的情况之下，作为有可能与他们作战的关东军后方的满洲抗日的队伍越多，对他们也就越有利。”
说到这里，杨震又强调了一下道：“政委，你将我的这些话完完整整的发给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