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侯文刚抱抱拳，说道：“出宫时，陛下嘱咐咱家早去早回，之前来的路上在京兆府下大雨耽误了两天，再加上若是回去的迟了，陛下不喜，咱家这躺差事的功劳不说，恐怕便连苦劳都没了。所以，党将军亦不必客气，当是军务要紧。这大口寨咱家便不逗留下了，今日便回京兆府，只是要请党进将赐几个字，回去咱家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
侯文刚却不待他说完，马上说道：“非是咱家客气，实是这一路上经常下雨，回京都亦免不了要耽误时间，只能早些往回去。”
党进在开封时就知道此太监，知道是个胆小怕事的。在他想来，这太监这番巴巴的跑来送御批，多半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便要表现表现。要知道，不辞辛苦从开封跑来，日后他这边将陛下交待的差事做好，免不了也算是一功。但侯文刚虽到了大口寨，心里多半还是大口寨乃前线，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打起仗来，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便是如此，侯文刚自然是离危险越远越好。
党进自以为是的想清楚其中原委，因此也不再挽留，抱拳道：“如此，下官亦不敢耻噪，他日有机会回开封，再给侯内使赔罪。”说罢，唤来一个校尉，令其点了百骑人马，护送侯文刚，又暗中叫心腹返回他在大口寨临时帅府，取了五百两银子，送给侯文刚。
直到目送侯文刚远去，党进才转过身来，神色中一片振奋，吩咐道：“传本帅军令，召集军都指挥使以上将官到白虎节堂进行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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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刚完成宰相大人交待的大事，暗暗松了口气，不露声色的一路回到庆州驿馆时已经天黑。待党进派出的百名骑兵离开后，侯文刚秘密见了一位神秘客人，然后连夜坐马车消失不见。一个月后，江南苏州某县多了一个面白无须，深居浅出的富家翁。
时间回到七天前，开封皇宫，有人给赵德昭汇报侯文刚生病了，赵德昭只是吩咐让侯文刚好好治病，便不再理会此事，然后三天之后，又有人给赵德昭禀报说侯文刚疾病恶化死了。赵德昭只是眉头微微皱了皱，安排人接替了侯文刚的位置，便彻底将此事抛掷脑后。
再说党进，却是丝毫没有怀疑过谕旨的真假。唯一让他有些顾虑的是陛下这道旨意没有经过两府特别是枢密院的同意，走的是中旨。
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称中旨，也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救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救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不过，党进一想起当前朝廷局势，便叹了口气，能够理解陛下为何要用这种弊政————显然当今皇帝害怕宰相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在党进看来，这也是陛下逼不得已。
党进虽然是武将，但并不缺乏政治意识，他心里也明白，在天子为上的朝廷，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一般情况下，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但如今天这“内降指挥”却是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皇帝的这道手诏，是让党进根据形势对祥符国边关进行挑衅，给祥符国施加压力，只不过是在当前大兵压境基础上近一步而已。如今祥符国内的局势党进怎能不知，事实上在他看来，即使趁着祥符国已经两面开战，真正的发兵让祥符国三面开战才是当前最正确的做法。
因为，在他想来只要大宋对祥符国发兵，辽国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只是党进也知道，去年两次大战宋、辽两国先后惨败，让两国朝廷心中顾及实太太多，说白了已经有惧意，担心万一发兵未能灭了祥符国不说，反而又吃了败仗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另外，党进知道若是文官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却不用太过担心，可是武将却不能如此，也不敢如此。因为武官们手握兵权，远比文臣们要敏感得多。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太过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只要是有点见识的皇帝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这一点自古以来便是发此。在汉唐时间便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党进仔细看过那份御批的意思，和众将商量之后心中便有了注意，进一步细化之后，便做出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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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夏天的白天和晚上温差相对很大，所以七月份的夏京其实一点都不闷热。但韩熙载这几天却一点都睡不踏实。这其中自然是有陛下受了重伤，他心忧国事的缘故。但却也与深更半夜突然出现在他卧房中的年轻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韩熙载是被恶梦惊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