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说好的应对策略，是由贵国去查清导致海寇猖獗的原因，解决隐藏在背后的敌人，而由我方派出人手，按照贵方的指定目标，去一一清除那些海寇。”
周客山似笑非笑：“可是，贵方始终没有查明幕后之敌是谁，我方又有什么可做的？那些人都是大食海寇，和我大周有什么关系，和两国邦交有什么关系？世伯若觉得，大食海寇闹出的动静太大，何不催促尽快掘出真相，断绝海寇袭击的根源？”
“你莫非当我是傻的？什么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那就是你大周的北京路北面防御使史天倪和他的部下！我若将这件事禀报给史丞相，看你们怎么收场！”
“哈哈……”周客山笑了起来。
章良朋也是有能之人，浙东各地又是他的该管，耳目极多，史天倪偷偷南下的事情压根瞒不过他。所以周客山干脆也不坚持否认。
“从海寇肆虐到现在，前后五个月了，上海行的商船也提心吊胆了五个月。世伯觉得我们的动作太快？动用的人手太多？闹出的动静太大？岂不知，大周举兵十数万扫平半壁，也不过用了两个月；这番行动，最初南下的也实实在在只有四十一個人！”
章良朋沉默了一会儿。
道理是这样没错，但这是大周的道理。这些北方汉儿横冲直撞而取中原，于是觉得那一套激烈手段放之四海而皆准。
大宋则与之不同。大宋要解决面临的问题时，能够应用的资源要比远隔重洋的北人多得多，也迟钝得多。
大宋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针对海贸的完善管理机构。近年来牵扯海上贸易的，有广南、两浙、福建三个市舶司，杭州、庆元、温州、江阴、华亭、海南等十数个市舶务，再加上各地帅臣、漕臣所领的诸多相关衙门和人手，其职权相制的严密程度，远迈历朝历代。
大宋的当今天子算得上仁君了，朝堂上群臣、史相身旁的羽翼也是人才济济一时之选，可以算是贤臣。史相要去探察什么，有的是合适的人选，足以揪出任何深埋的真相。
大宋有殿前司所属、沿海、沿江两个制置司所属和各地经略安抚司所属的十六支水军，掌控的船只最多时高达四千余艘，仅仅一个由定海水军扩充而成的许浦水军，兵将编制就包括四军、八将、六十三队，一万四千人，以此力量控制海上，没有任何海寇能够对抗。
大宋有这么强的力量，真到了要用的时候，却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海贸的规模扩大，大宋的市舶司编制越来越大，名义上一个市舶司设官四人，吏十一员，实际上内里填充的官吏数目要多出十倍不止，在账上靠市舶司吃饭的人多出百倍不止，为市舶司奔波劳碌的公人、游手、帮闲的数目更是无以计算。
但这样巨大的体系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力量，反而使得整个体系像是个垂死的巨人，稍微动一动，浑身骨骼就要被自己的体重压垮。史相要各地市舶司关注海上异动的命令发下去三个月了，市舶司没响应，也没法响应。
大宋的文教天下无双，读书人一拨拨地入仕不提。这两年里，史相凭借巨大的财力，在拉拢盟友、分化政治对手、扩充自身的政治基盘方面，简直无往而不利，仿佛有一手遮天的势头。
但章良朋这样老资格的官员却明白，在史相门下奔走的人是多了，他们表忠心的口号也叫得响了，可史相真正愿意托付大事的，其实还是他小圈子里的若干人。
他老人家俯瞰下去，那么多的官吏随着他的眼光拜舞，或者有赏心悦目的作用。可是史相知道，这些人始终都是一滩淤泥。所以史相也就很恚怒地发现，他陆续派出的几队查访人手，现在全都在淤泥里打混，别说探察了，自家都已经成了墨黑一团。
至于各地水军……
没错，按照常理，水军碾压海寇，就如碾死蚂蚁。莫说海寇了，便是北方大周力图扩充的海上力量，放在大宋面前也不过是蚂蚁。
可是大宋的局面就是那么匪夷所思，以章良朋眼皮底下的定海水军而论，他一声令下，能在环绕诸岛的海面上聚集起艨艟上百，小舟数以千计，帆樯遮天蔽日。但他也只能做到这点了。
那么多的舟船要维护，那么多的兵丁要吃饭，几十年下来，大宋的水军早就习惯于自己讨生活了。使相要阅兵抖威风，那没问题，官面上的事，本来就得大家互相帮衬着。
可要说什么巡逻、捕盗、追踪、作战……上头的老爷们，军饷和赏赐还欠着十几年的份呢，您要是不给结清，就别扯这些有的没的，耽搁我们跑船去赚点外快。海上生意如此兴隆，总不见得偏我们这些丘八就得饿着？
所以，如果要章良朋去剿灭海寇，他能调动的力量统共只有海船二十三艘，多一艘都没有。而敢于在海上、陆上同时与海寇凶残对抗的人手，实实在在不能去盘算。皆因不盘算，还有“有”的希望，一旦盘算，结果便很有可能是无了。
既如此，章良朋还能说什么？
大宋什么都没做成，难道还能埋怨大周的雷厉风行？
他和大宋的无数官员们一样，始终都把北面的大周政权当作一群粗鄙武人纠合起来的草台班子。哪怕他们再凶悍，再强势，终究不能与大宋的衣冠礼乐、圣人之教相比。
可他又是大宋朝里忙着做实事的官员，这两年里一直在想尽办法，替史相赚出用来压制朝堂的几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