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计学原理》改为上合班大课。讲课的老师是财政系的一位西装革履，体态端庄，油亮的分发疏得平平整整，颇具我小时候心目中的大学教授的形象。因为我对会计课不感兴趣，他讲课的内容和特点不是很在意。一天，我发觉他很像一个名人。啊！退耳！高中《世界近代史》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的白描画像上的退耳，简直就是这位老师的写真。越看越像，于是在我的头脑中，顿时冒出两个字：退耳。我在粗糙的手纸上，用圆珠笔写了“退耳”，然后，递给了坐在我旁边的孙殿卿。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看了我写的字条，抬头，看了看老师，不免笑了。他把字条又递给了杞芳，杞芳也是看了字条，抬头，看了看老师，低下头，习惯地用左手捂住嘴，差一点笑出声。就这样，字条在高中毕业生之间传递着，每到一处，几乎都是相同的动作：看纸条，抬头看老师，笑。字条传到了没有念过当时高中的社会考生手中，引起了惊愕。大王接过纸条，莫名其妙的摇摇头。小王从他手中抢过纸条，也是不知所云、大惑不解。春山看了看，把纸条抟把抟把塞到裤兜里，难道这不就是“谣言止于智者”的举止吗！
下午，在宿舍里。春山问我和杞芳，“那个‘退耳’跟你们两个有没有关系？”杞芳看看我，我伸伸舌头。
春山：“我猜想，如果不是外班同学写的，指定跑不了你们两个！”
杞芳：“实在是太像了。”
周易很少去上统计、会计之类的专业课，不知道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问道：“怎么啦？”杞芳把传递纸条的情况说了一番。周易说道，“玩儿大发了！”
小王：“不像话！”
第二天，支部杨书记找我和杞芳谈话。我首先申明，“这事与杞芳无关，是我写的。”
书记：“怎么无关？他不传，不是也就没事了吗！”
杞芳：“冤枉。”
书记狠狠地批了我们一顿，发出了严厉警告。我向书记做了检讨。内心中也觉得对老师有失尊敬，惭愧。不知道是会计老师对课堂上的情景没有察觉，还是心胸大度，嗣后，并没有追究此事。
我是《工业会计学》课代表。工业会计老师是辽东人，说话丹东口音很重。会计学，我觉得实在是没意思，发生一个会计事项，借、贷、左、右反复登录，烦不胜烦。我的学习成绩较差，结果，《工业会计学》结业考试不及格。放暑假之前，工业会计老师把我找到他的教研室，问我怎么办。
老师：“你自己决定，是开学补考？还是……”
我：“最好不补考。”
老师：“那就四舍五入，二点四五进到二点五，二点五进到三，给你三分？”
我：“谢谢老师！太好了。”
老师：“开玩笑呢！当真了？”
我：“别介！我可是……”
老师笑了，说道：“看你毕业后连帐都不会算，可怎么工作！”
让老师说对了。在财政局工作时，无论在局里还是下到企业，就怕有谁问到我有关记账方法之类的问题。那些会计科目，我更是记不住几个；我十分羡慕那些老财政，他们就像会计字典一般，提及会计科目，基本上是有问必答。
苏联斯大林逝世之后，重新编写了一套《政治经济学》。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已经学完了。可能是上边有指示，要我们重新学习苏联新编的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学》。学校新发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是32开本，比原来的大32开本课本小；印刷纸张是发黑、粗糙的次等纸张。讲课人级别倒是提升了，由教务长张梦生亲自授课。授课地点在教学楼四楼礼堂，58届、59届本科、还有专修科的学生全部一起听课。
不客气的说，《政治经济学》是我学习比较认真的课程，也是自认为学得最好的课程。新书发下之后，出于好奇，我把社会主义部分又看了一遍（据说更改的内容在社会主义部分），并没有看出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教务长张梦生仪表堂堂，白皙面容透着红晕，显然，该人营养状况上佳；讲课声音洪亮，表达能力颇丰富，一派领导风度。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上课时抽烟，而且是一颗接一颗地连续不断地抽。一节课下来，他所在的主席台上，不敢说是烟雾弥漫，也是青烟缭绕。差不多每一次上课他都要对着同学们检讨一番，希望大家谅解。理由是，不抽烟，讲不了课。我对抽烟极度厌烦，每一次上课都是寻找礼堂最后的位置。当然，其中不可告人的隐秘是藏在人后偷偷地看前没有时间看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侯一饱眼福的。
院级领导给我们讲课的另外一个人就是陈放副院长，他讲哲学。陈放副院长眼睛不太好，他讲课时不看教案，因为他看不清字。据说，他备课时，自己写出讲课稿，然后让秘书念；通过秘书念稿，加深记忆。哲学课也是在四楼礼堂上课。我没有躲到礼堂的最后，而是坐在靠前，听得清的地方；并且，认真做了笔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陈放副院长没有亲临讲课课堂，而是放录音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录音设备还是比较落后的，使用的钢丝录音带反复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