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饭的女社员一看是头一顿饭说地瓜好吃的那个南方同学，笑着说，“是啊，不是你说的地瓜好吃吗！好吃，你就得天天吃。”说完，哈哈大笑。同学们也不免跟着笑了起来。果真如此，深翻地的20天中，没有变样，顿顿都是地瓜；只是白菜汤有时换成萝卜条汤。一天中午回到学校吃饭，吃罢，高秀生邀我去高山子供销社。我问他，“干啥？”
高秀生：“实在是受不了了。看看供销社有没有饼干，买点。”
供销社果然有饼干。高秀生高高兴兴的买了一斤。出了门，我们两个一人一块，塞到嘴里。我问他，“什么味？”
高秀生：“啊！原来也是地瓜面。”
我们吃了几块，剩下的藏到高秀生行李底下。这件事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会受到严厉批判。
几天后，我们深翻的原来平整的耕地上，已经是高低错落、凸凹不平，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干活时，同学之间，能够听到说话的声音，往往见不到人，有时会看到周围有脑袋在晃动。
两头不见日头的繁重劳动，以地瓜充饥，除了大跃进的革命精神，全凭年轻火力壮。每当休息哨声响起，一定是张开手，扔掉铁锹，坐到深翻的坑里，找个依靠，闭上眼睛，睡觉。为了消除疲劳，防止犯困，几乎每一个同学都买一包8分钱、白纸简易包装的香烟（供销社的售货员服务到地头）。干活当中，直起腰，抽一口卷烟，真有舒筋活络无比舒坦的感觉。
一日，夜战，到离我们深翻地较远的另一个大队的苞米地里去掰苞米（把苞米棒子从苞米秸上劈下来）。回来，已经是半夜；我们刚刚躺下，集合的口哨声响起。同学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操场上。带队老师说道：“同学们！经济系农业经济专业有一位男同学没有回来，现在大家全部回到地里去寻找。出发！”
同学们拉网式地在苞米地里寻找，翻开一堆一堆落到一起的苞米秸子，大呼小叫地呼唤着那个同学的名字。星星逐渐失去光泽的时候，终于在一堆苞米秸子底下，找到了他。找到他的时候，还在酣然大睡；竟然没有被震动夜空的呼叫声唤醒！
天刚刚放亮，回到学校，社员已经把地瓜、咸菜送到教室。困意正浓的我们，无可奈何把早饭咽下；浑浑沉沉地扛上铁锹，走上深翻地的战场。
夜战，一方面是为了抓紧时间，早日完成工作任务；在大跃进的年代，它更是代表人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状态。在我们深翻地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搞上几次。同时，还要求同学们挤出宝贵的休息（睡眠）时间创造一些精神成果。诸如“天上的星，地上的灯，不知是星还是灯……”之类的诗歌“脱颖而出”。
入冬，天气日见寒冷。一股寒潮袭来，地面开始结冰。结冰达到10厘米左右，第一层只能够使用洋镐刨了。
深翻地最后一天，到达高山子的第20天，数学系的一个同学，肋条骨被同学们抛出的冻土块砸折，必须尽快送回沈阳医治。我们班的高秀生这时也身患感冒，系里决定让他也回沈阳休息。班里决定让我护送他与数学系的受伤的同学一起走。实际上，学校已经决定深翻地结束，大队人马也即将启程。
晚上七、八点钟，高山子站台上只有我们学校的几个同学、一副撂在站台上的担架，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等待一列从北京开来的快车。快车在高山子站是不停车的。为了让我们学校的几个病号及时回到沈阳，经沈阳路局同意，特为暂时停车。
火车来了。缓缓停靠在第一站台。列车员从离我们最近的一节车厢下来，招呼我们尽快上车。原来，列车早已做好准备。列车员看到还有一副担架，急忙招呼另外一位女列车员把火车车厢窗户打开，我们几个人把担架举向窗口，车厢里面的旅客帮助接过担架，放到相对的两个座椅靠背上。我们几个也在列车员的关切下，迅速地上了车。列车开动，在黑暗中急速地行驶向东方。
火车开动之后，坐在对面的一位穿着干部服的中年旅客问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都像是有病了？”
我：“是，除了我和几个抬担架的同学，都是病号。”
旅客：“你们是……”
数学系的一个同学：“辽宁大学的，到黑山来深翻地。”
旅客：“啊，好啊，响应**号召，深翻地，增产粮食。我看你们怎么好像没洗脸……”
我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深翻地20天，没刷牙，没洗脸。有时候晚上睡觉连鞋都不脱。”
旅客：“好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青年学生吃点苦，受点累，才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对！你和我们的党委书记讲的一样。”
那个旅客笑了笑。我看得出来，他一定是犯了职业病，不是党委领导就是共青团的干部 。高秀生有些不爱听，把脑袋靠在车窗旁边，闭上了眼睛。
半夜，我们在沈阳南站下了车，早有几辆大客车等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迎接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