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台
在永安住了不到一年，父亲再次转勤到与永安相邻的黑台。
那个时候，火车速度慢。从永安到黑台大约走了半小时。下了火车，站舍展现在眼前：奇怪！怎么和永安站一个样？
“坐了半天火车，我们怎么又回来了？”我观察着火车站站舍，边走边叨咕。姐姐听见后，说：“瞎叨咕啥！黑台和永安的火车站票房子是一样的。”我问，“别的火车站也都一样吗？”“大概不一样吧。”
刚搬到黑台，当天，家具、行李等东西还都没有收拾好，暂时吃住在老曹家。老曹家男人是黑台兴农合作社的勤杂工，那个时候叫“博仪”。
晚饭前，我跟比我大几岁的老曹家大小子商量，吃完饭到火车站去玩儿一会儿，他答应了。
撂下筷子，我就催他快走。从老曹家出来，我俩由十字路口向南，到了南街，过了警察署，火车站出现在我的面前。
火车站是一个涂抹着黄、绿、黑迷彩的碉堡式建筑物。它横卧在比四周高一些、人工堆成的土丘上。老曹家大小子告诉我，“黑台和永安两个火车站现在是票房子，打起仗来就是碉堡。”他做了一个放枪的姿势，之后又说，“这个火车站是钢筋水泥铸的。什么枪子儿也打不透，什么炸弹也炸不开。”火车站四周是带枪眼的水泥矮墙；候车室在地下。我俩顺着北侧入口的台阶向下进入了候车室。
晚上八点去东安的大票（当时把挂有一、二等车厢的客车叫大票；只有普通车厢的客车叫小票。）还有两个多小时，候车室里空无一人。
候车室刚刚打扫过，水泥地上还有喷壶洒过水的痕迹。靠西侧墙下摆放着两条有靠背的木椅子，也都擦得干干净净。东侧售票口小木板窗关着。紧挨着售票口有一扇大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办公室里桌椅板凳摆放的很规矩；瓦斯灯、红黄绿各色信号旗等铁路专用器物都整齐地放在固定的位置。“哎呀！真干净。”我情不自禁的喊了一声，候车室里响起了嗡嗡的回音。
在候车室里转了一圈儿，我俩从南门出来，踏着右侧的台阶，到了候车室和矮墙之间的外走廊上。
这时，矮围墙内外有两伙孩子正在进行一场“战斗”。围墙内的孩子，趴在围墙的枪眼处，嘴里发出突突突、嗒嗒嗒的放枪的声音；墙外的孩子们也是喊声阵阵，杀呀！攻呀！向围墙进攻。他们手里都握有“武器”：木制的步枪、战刀，也有玩具枪……。
围墙内，一个手拿“大战刀”的、大一点的孩子问老曹家大小子：“玩儿不玩儿？”“不玩儿。我领他来看看火车站。”“谁家的？”“永安新搬来的。”
我俩推开围墙头上两扇一米多高沉重的铁门，来到站台上。这时，围墙里的孩子在那个手握“大刀”的孩子指挥下，向墙外的孩子发起攻击。墙外的孩子节节败退。进攻的孩子嘴里发出“啪！”的一声枪响，败退的孩子中就有一个倒下去。撤退的孩子虽然也不断的还击，进攻方却没有人“牺牲”。我有些莫名其妙，问：“两边打仗，死的怎么都是那边的，这边的为啥一个不死？”“这是打仗之前讲好了的。”“怎么讲的？”“围墙里边是日军，围墙外边是敌军；日军不死，死的都是敌军。”“那……日军为啥就不死！”“小孩子，不懂！（好像他是大人似的。他警告我）以后人家让你玩儿你就玩儿，让你在哪头就在哪头，别瞎问。”“那个领头的是谁？”“围墙里边的是警察署长的儿子，围墙外的是温校长的儿子。”“警察署长的儿子老当日军？”“不是。玩儿之前，两个人‘竞杠锤’（他用手比划着石头、剪子、布的动作），谁赢了，谁当日军；输了的当敌军。”
两伙孩子在杀声中向西跑去。一会儿功夫就跑得没影没踪。
我俩走到站台边上，看着伸向远方笔直的铁轨。一个穿着灰色铁路制服的人从西边沿着铁道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锤头尖尖的锤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信号旗；肩上挎着一个敞口的大挎包。他不时的用长柄锤子敲打着铁轨，清脆的当当声在空中回荡。
“那是个溜道的。”老曹家大小子看着那个人，对我说。“谁家的孩子！别在站台上玩儿，快回家去吧。”溜道的老远就对我喊了起来。
我俩从站台上走向票房子西侧的出站口，从出站口出来，下到通向街里的大道。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看：站舍平房顶偏东是一个兀立的塔楼，大约有两三米高，塔楼中部偏上布满了枪眼，枪眼上方为馒头型圆顶。老曹家大小子看我关注塔楼，又打开了话匣子：“在塔楼里站得高看得远；敌人没到跟前就能发现；机关枪一扫射，谁也不敢靠近。”太阳已经落山，天还不太黑。走的远了一些，我又回头驻足观看火车站：塔楼、站舍、围墙叠摞在长长的土丘上，在夜幕里，它仿佛是一艘战舰；站舍和围墙上的黄黄绿绿的斑块有些模糊暗淡，夹杂其间的一块块黑斑，好像黑窟窿一般，有些瘆人。
回家时，我们没有走原路，走的是西街。在一个丁字路口，老曹家大小子指着西边儿道北的一趟红砖房，说：“看见没？那趟红砖房就是兴农合作社。你爹和俺爹就在那里干活。”
天黑了，西街两侧的买卖门前都亮起电灯。还有稀稀落落的买东西的人出入店铺。
到了家门口，我问他：“明天上哪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