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同意了，我又去找区长。在区政府等了一上午，在区政府食堂总算是找到了邹区长。我说明情况之后，邹区长带笑不笑、诡秘的问道，“什么级别？”
我：“副处级。”
邹区长：“提拔了。只要是职务升级，我们当然要放人，不能埋没了人才。”
头头的问题解决了，到组织部门办理手续的事情，就由钟仁去完成了。过了稍长一段时间，组织部下文，出乎所有人意料，竟然决定连景富为统计局副局长。其中的奥秘不得而知。自然，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一些人联系到组织工作存在的不正之风，怎么能不让那些好嚼舌头的人背地里说三道四？
之后，城市调查队和农村调查队副队长都安排了局里的后备干部担任。曾毅为城市调查队副队长，钟仁为农村调查队副队长。
之三，在机关干部学习热潮之中，甄涛没有报名参加国家统计局举办的大学函授班。一天，他找到我，说，“付局长，我要报考辽宁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授，拿本科学历。”
我：“拿本科学历好。国家统计局的函授不是也能够拿本科学历吗。”
甄涛：“我还是要学习数学。”
我：“你现在做统计工作，拿一个统计学本科不是更好吗。”
甄涛：“我专科学的是数学，我还是对数学感兴趣。”
我：“想当数学家？”
甄涛：“哪里有那个水平啊。”
我：“你是不是念师范，还是想要当老师啊？当老师好，我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想要报师范，当老师。你要是真的有当老师的想法，我不反对。我同意你继续深造。”
甄涛：“不。我还是要在统计局工作。”
我：“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还是念统计函授。”
1984年8月上旬，下暴雨，市政府在海城召开防汛会议。会后，程市长对我说，“你们局的甄涛要继续深造，报考辽宁师范学院函授，你们不同意？”
我：“深造我们同意。现在国家统计局也在办统计函授班，也是本科。我问他，学数学是不是还是要去当老师，他说，还是要干统计。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学统计函授。”
程市长：“他愿意学数学，就让他学数学嘛。”
几天后，早晨，我还没有上班。甄涛的父亲从大连回来。提留一兜海蟹，给我送来。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有人为了有求于我给我送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一种受侮辱遭谩骂的感觉油然而生，十分气愤。说了一句“你，快给我走！不走，我把你的螃蟹给你扔楼下去！”
m：“不要就不要，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不知道怎么的，很快，这件事就让别人传为笑柄。
之四，闻山有一天找我，“计委要我，让我去计委吧。”
我：“舍不得你走。骨干都走了，谁干活？”
闻山并没有多说什么。过几天，做间操的时候，计委花主任找我：“把闻山给我们，别卡着不放。”
我：“科长走了，科里不散架子了嘛。”
花主任：“你们局出人才，输出几个，不能伤筋动骨。发扬点风格嘛。”
我：“不给。”
在闻山提出调走这件事情上，我似乎体会到为什么局里不放我到省里或去计委的缘由了。
没过多久，闻山还是调到计委去了。
之五，申格和文英调出的事情我已经在以前的《综合科同事们》写了。
涉及人事的事，还有在1983年的时候，计委抽调我参加物资局和劳动局局长人选考核工作。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新党员，又不是搞政工、组织工作的，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去做这样的工作。
考核工作组由市委副秘长明义同志带队，计委政治处黄处长、景东（从财政局调到计委工作）和我参加。大约用了20几天的时间，找人谈话、开会座谈、调阅档案，任务按时完成。物资局选定朱耀生为局长。他原来是局计划科科长，熟悉业务、埋头苦干，作风正派，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市里有关会议上经常听到他发言和对讨论的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几乎每一次都能够引起我的共鸣。劳动局选定印有杰，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同在一个楼里，常常见面，比较熟悉。劳动局有两个人选被认为都可以当局长，经过多次衡量比对，定了印有杰。
劳动局局长的另一个候选人王延彬，没有选中，不久当了劳动服务公司经理。之后担任市妇联主任、市委副记、市监委记，扶摇直上，当选市人大主任。据说，她是我插队落户的大台公社小女寨大队的小学教师，70年代调到海城县革委会工作，后来调到市里。
在考核过程中，有一天印有杰我问，“我在**时期的积极表现，你们怎么看？”
我：“没有看到或听到有关**时期对你的反映。”
印有杰：“那个时候，在部队，响应***伟大号召，我特别积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时谁不积极！就连挨批斗的走资派都天天喊‘**大革命好’。那个时候学雷锋，听***话，按***指示办事，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来了运动，积极点，正常。不积极，倒是有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