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在，难道就这么全都完了？
李进如何能甘心！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李进的身上，这些人虽然在澳洲道也算是颇有身份了，如果让他们安心的发展几代人的话，他们的门第说不得也会像中原的五姓七望一般，成为世家大族。
要知道如今大唐朝廷虽然在杜睿变法之后，便打击世家大族，对此国内的平民百姓自然大为支持，可是如果让他们这些平头百姓，有机会晋升为世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反对的。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刘汉时便是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西汉后期，随着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宰相的例子。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历史证明，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必将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世家大族的行成，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光武帝刘秀为了约束世家大族，防止它们结党营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太尉西曹掾蒋遵因微过被免官禁锢，侍中戴凭为之求情，刘秀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
大司徒侯霸推荐“素有讥议”的前梁令阎杨，刘秀“疑其有奸，大怒”，赐侯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
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骥兜、共工之处。“比周”意为结党。刘秀如此多疑，说明他对大臣结党高度警觉。继侯霸之后担任大司徒的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人相继被杀，便都与此有关。刘秀曾对司徒冯勤说：“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刘秀的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故韩歆等被杀后。“大臣难居相任”。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三国演义》当中，袁绍经常被人赞许“四世三公”，这样的说法要是放在后世，或许算不上什么好话，至少袁绍也是个官二代，可是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袁绍的身份是值得所有人羡慕的。
东汉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为“公”，称其子孙为“公子”、“公孙”，“公”之家族则称“公族”。他们是朝廷显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门数“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坚，袁绍的家族显然就是当时世家大族当中的代表了。
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成员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
汝南袁氏就是这样。袁安“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
世家大族的门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得到当时舆论好评的。特别是在桓灵之际的清议运动中.“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太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士大夫们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日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顾，次日八及，次日八厨”。“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宦官发动党锢之祸，杀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顾”巴肃、范滂、尹勋，“八及”翟超，“八厨”刘儒等.使一批已经兴起或即将兴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杀，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门风却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认同。
汉代世家大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其家族教育功能，则是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以“公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礼法门风，是培养当时所需统治人才的最佳场所。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权贵、豪族、学者有了区别，也使曰后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转变及门阀制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为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然而世家大族在历经汉魏晋三代的兴盛之后，便迅速的衰落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
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到了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