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对官吏、豪富之家，则坚决镇压，并通过“劫财”剥夺富室财物以实现“均贫富”的主张。虽然起义军还没有明确提出均平土地的要求，但实际上已经有过分占田主土地的行动。
贫富差距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年代都会逐渐的成为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首先，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性问题。
在任何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都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由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的多，为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并且，相当多的人对于“富人”具有敌视态度，对于“富人”的评价和印象非常不好。
贫富差距问题不单单影响人们的心理，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
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为作为藐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
贫富差距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一一金字塔的社会结构。
在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极少数上层富人占据社会总量的比例过高，生活比较富裕的中间阶层人数较少，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较低，而生活贫穷的下层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占有社会财富总量的份量只占极少一部分。
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更会加剧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导致社会结构日趋畸形化，富有人阶层与贫穷阶层形成严重对立，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与动荡。
最后，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制度的公正和权威，削弱国家的凝聚力，严重甚至会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
社会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运行的规则体系。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不公平、不合理将使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时甚至会破坏社会的根本制度，危机国家政权和国家统一。
很多普通公民仇富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这不得不说某些政府官员的**行为已经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在公众的心理埋下了不信任政府的种子，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么这种仇视现象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样非常容易引起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样一来对于国家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动荡时期，一旦爆发起义，那些担任着官职的官员，都会成为起义军首先打击对象的原因。
就目前大唐而言，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仇富的心里也必然越来越浓烈，最终演变成一种阶级仇恨，纵观历朝历代，因生活无着揭竿而起的事例不胜枚举。
大唐立国之时，高祖李渊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以及后来的高宗皇帝李承乾都崇尚节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大唐承平已久，国家强盛，社会富庶，安定，那些官绅富户之家往往变得崇尚奢侈之风，甚至互相攀比。富者挥金如土，贫者三餐难继，身无立锥之地，贫富的差距使得大多数下层百姓感受不到皇家的恩德、朝廷的惠泽，而只会看到身边的富户奢侈的浪费，痛心疾首的同时，仇恨也就产生了。
既然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造成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仅靠单纯的、人为的强行缩小贫富差距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背更多显现的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实现共富和谐。
一是正确处理劳动要素与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关系。构成生产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劳动报酬应当在分配中处于基础的地位，但确立劳动在分配中的基础地位，并不否认资本、技术、管理在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相互间的关系，使之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
二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目前市场主体而言，效率自然是第一位的；但作为政府，必须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两者不可偏废。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防止绝对平均主义，简单地把分配中的公平理解为平均。
分配中的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劳分配中的公平，谁多劳谁就多得。这样才能提高效性。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