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午饭前结束，张志高走出厅门时，长出了一口气。
口才是次要的，大势与利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存在。
欧洲的社民党人，无一例外都投向了他们的祖国和政府，全心全力支持本国打仗，你中国的左翼联盟闹腾个什么劲？
再说了，又不是彻底废除宪政，议员也并非就此回家吃闲饭，战时内阁还是需要大家做顾问的嘛。只要立法规定清楚了，战争一结束立即回复战前政治常态，到时即便军方顽固分子擅自行动，大义所逆，天下人人尽可讨之，何况还有圣明亲民尊法重宪的女皇陛下在那里，反动势力是跳不起来的，事实上军方也无意将战时体制千秋万代永不变更嘛。
说到史无前例，这世界大战倒也是史无前例，形势在变，对策不可不变，为此大战开一特例，又有何不可。
说到人民福利，说到民主人权，想近年来列强以贸易壁垒遏制我工商，以金融黑手扰乱我经济，以至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哀号遍地，饭都没得吃，还谈什么福利，谈什么人权？不彻底扭转这畸形的世界秩序，国民的福利与人权就永远捏在洋人财团的手里，时不时给你整个经济危机，搞得你百业凋敝国库拮据，一点一点勒到你死，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而反击，趁此欧战良机，一举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有了稳定公平的新秩序，工商发展了，国库充实了，才能更好的给国民予福利嘛。老百姓都有活干了，生活有保障了，还有些闲暇读书看报听演说上夜校，民主才能进一步普及嘛。
最后还有一点，就算你左翼联盟全投反对票，执政联盟与国家主义阵线加起来，还是能以三分之二多数强行通过议案。但为什么还非要寻求你左翼联盟的支持？你们左翼联盟的议席虽少，却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国民的，创造举国一致的局面，绝不是搞多数人的暴政。用强权用暴力压制不同声音，而是要尽可能让国民了解事实，明晰道理，体谅大局，自觉自愿加入其中。以积极主动的精神为战争做贡献。
好说歹说，费尽口舌，谭嗣同总算点了头，张志高却并不感到大有成就，反倒觉得肩上的担子又沉了几分。
战争是一定要打赢的，可战争结束后国家就一定能恢复常态吗？
单纯信任杨正金的承诺就可以了吗？
张志高觉得，什么大义，什么女皇陛下，在暴走的军头面前不过是一层单薄的窗纸，一捅即破。
十年前他已亲身领教过了。被献祭的除了他最敬爱的导师，还有他最珍爱的一对儿女……
想到这里，心里被什么东西绞住一般，不觉斜倚在一根大理石圆柱后，一时竟动弹不得。
只要我活着，一定……不，这种誓言跟放屁差不多。
需要力量，更多更强的力量！
如果无法创造新的力量，就只能借助结盟……要跟谁结盟？还能跟谁结盟？
那个人，真的可以相信么……
2月23日。国会参众两院以百分之百的出席率，百分之九十八的赞成率，通过了《建立举国一致战时体制法案》，决定从翌日起向女皇陛下奉移宪法第四条第八款的一切权力。国会即日起休会并停止选举议员，直至战争结束。
2月24日，承宪女皇下诏，将得自国会的宪法第四条第八款诸权力部分转授战时内阁，由总理大臣负责将所得各项权力通过政府法令分配到各相关部门。
翌日，女皇诏准战时内阁改组。免去杨正金总理所兼内政大臣一职，改由文教大臣张志高兼任。免去邓简大将的国防总部陆军部长职位，改任印度方面军司令官，原职由杨正金兼任。此外，杨正金辞去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由原副委员长张志高接任，司法大臣莫宁任副委员长。
举国一致赞襄大政的新局面至此顺利达成，皇帝与政府取得了比一八九六年建宪以前更大的权力，这空前的自由度，却是代表国民的国会给予的，自然也就明正言顺可称之为“民意所向”。
新任内政委员会委员长张志高跳上来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召集在京文教界要人名流，在自家公爵府里开了一场西式沙龙酒会。
受邀名流不下数十人，皆为各领域的领袖翘楚。
有的一篇文章一次演讲足以振动洗刷整个思想界，譬如提倡“兼容并包、新旧共存”的公立燕京大学校长、全国教授联合会会长蔡元培；又譬如白话文运动积极倡导者、创办了包括《新青年》、《汉声》等十余种白话文刊物的“新文化旗手”陈庆同。
有的写一部一出戏，或引得市民排队买报看连载，或令万千戏迷不惜重金买黄牛票听一场首演，前者的代表有所谓“鸳鸯蝴蝶派先锋”，创下一部三十二次、销量爆百万记录的现帝国作家协会会长包天笑；后者有绰号“小叫天”，曾组“同庆班”于内廷伺候前清皇室的梨园长老，现帝国国剧协会会长谭鑫培。
有的拍一部电影，编一部话剧，或可激动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感情，譬如筹拍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父难妻》、号称“中国电影之父”的现帝国电影协会会长郑正飞；又譬如以新话剧《大陆春秋》震动全国，开创开、承年间话剧大繁荣局面，并于承宪二年受封男爵的“帝国话剧第一社”春秋社社长刘艺舟。
还有来自记者协会的笔秆子元老，来自新音乐协会的“洋乐”带头人，来自多个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几所著名私立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