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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瑟给基洛夫写信，希望苏联不要在西班牙问题上死磕的同时，基洛夫也在给斯大林写信。
这位年轻人正在列宁格勒的乡村里面进行寻访，研究急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农村的影响。
在农村的种种现象迫使基洛夫不得不也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希望您在莫斯科一切安好。
最近我在列宁格勒监督一五计划的实现工作。
工人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所以我们很有希望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指标。
毫无疑问，工业化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其他国家，都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苏联却在大跨步的向前发展。
这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比起工业，农业上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过去一年里，列宁格勒的农业产量进展缓慢，甚至还在倒退。
许多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饥荒。
但是今年明明是一个丰年，没有道理出现欠收，所以我亲自去乡下访问了农民。
结果他们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农业的欠收问题要从很久之前开始说起。
或者说，自从建国以来，我们苏联的农业政策一直搞的非常一般。
当初为了打赢国内战争，我们实行了战时主义政策，这当然是正确的，只是对于农民的压榨过于离谱了。
所以后来伟大的列宁同志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有效缓解了我们跟农民之间的矛盾。
然而，好景不长。
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列宁的去世，致使这一政策的连续性受到严重影响。
我之前特意去查询了数据，1927年全国粮食收购量比1926年减少了128亿普特（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仅为3亿普特。
城市居民和红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困难，国家的粮食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于1927年12月14日、24日及1928年1月6日连续发出三道指令，要求各地加紧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完成任务。
1月19日，您从新西伯利亚给中央发了一封密电，强调指出了两点内容：第一，根据《刑法》第107条，打击粮食投机者和富农囤积粮食者，因为他们是革命法制的破坏者。
第二，根据《刑法》第105条，打击基层机关中那些纵容投机者，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
将严酷的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这种“非常措施”迅速扩展到苏联各地。
上述“非常措施”的实行，虽使粮食收购数量暂时飙升，但引起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
我访问的农民对于这种措施是如此说的，
“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但是当局不让他们发展，因为当局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购买东西却无法按固定的价格。
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立刻被当成了富农来对待，并且还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是说当局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
应当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
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去哪儿拿？
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我们国内形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于农村形势、农业状况恶化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除了一小部分贫农以外广大的农村都在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
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且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的法令和决定。
照我看，这像是军事主义，甚至还要糟糕，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转变的。
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会受到损害，事态会发展成公开的愤慨。
您认定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之上，因此，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将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要加速工业化，就亟需大量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从广大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中“挤”出来。
可是农民们又不愿意按照的意志和意愿（或者强制无偿收缴，或者按照远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征缴）交出粮食，于是将农民们赶进集体农庄便是一条捷径。
所以您要求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被彻底废止。
然而，集体农庄在用强制手段确保高效收缴粮食的同时，却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既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内容，也不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主人，这从根本上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苏联农村，这种危机就已彰显。
农民破坏生产工具、大肆盗窃集体农庄财产，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入仓，大幅度地削减播种面积，甚至爆发农民暴动。
仅1928年上半年我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骚动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7576起农民骚动事件、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