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的冬季,谭央顺利的成为了著名学者赛德勒先生访问上海期间的随行翻译，赛德勒在上海要待一个半月,赶在圣诞节前回家，日程安排的很满，光是在圣约翰大学的讲座就安排了二十多堂,堂堂爆满，除了圣约翰大学的医学生还有在沪的各大西医院的医生,那简直是西医界的节日。赛德勒先生用二十几堂讲座为大家讲述了当时最先进的关于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及小儿保健的知识。
这样的情况,对于专业翻译李先生和作为随行翻译的谭央来说工作量都是巨大的,赛德勒先生在讲座前一天只是列出了个大纲,谭央回家就要彻夜查阅相关的医学词汇。第二天讲座,当李先生翻译出不那么道地的伪医学词汇时,大家听不懂，谭央就要拉过扩音器用医学表达的习惯再复述一遍。
十一月，圣约翰大学的大礼堂很冷，坐在赛德勒先生左手边的谭央，齐肩的长发，系着深棕色的发带，靛蓝色的呢子大衣，里面穿着咖啡色缎子掐边的白色旗袍，旗袍上稀稀疏疏绣着几枝缃色的梅花，梅花小心翼翼的从大衣领口探出头来，清雅里带着娇俏。她握着笔，微微偏着头，认真聆听赛德勒先生讲课的内容。她是知识的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自己沉浸其中汲取学识的同时，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了。
刚开始的两次讲座，要谭央对词句进一步解释时，李先生把扩音器送到她的跟前，还没说话，她的脸就红了，刚一开口，声音也是颤的。后来随着讲座的深入，谭央倒是大方从容了起来，她是极容易全身心投入的那一类人，全神贯注的做属于自己的事情便能心无旁骛，连紧张都忘记了。
一次毕庆堂做完自己的事，经过圣约翰大学顺便进去接谭央回家。讲座结束，和谭央坐在车里，毕庆堂叼着烟，侧过脸打量谭央，“小妹，你在讲台上，气派的很啊！”谭央笑着掐了毕庆堂的胳膊一下，“大惊小怪什么，我从前不气派吗？”毕庆堂揽过她的肩笑道，“不不不，今日格外的气派，气派得大哥都不认得了，”说着，他凑近谭央的耳边小声说，“你这样，很美，不一样的美。”谭央小声嗔怪，“油嘴滑舌。”“是真的，你看看那些在礼堂听课的人吧，他们是怎样看你的，害得我都想跳到台子上喊了。”
“喊什么？”“我先喊，你们看这是我太太！我再喊，你们不要再看了，这已经是我太太了！”谭央捂着嘴吃吃的笑，“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接我的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毕庆堂神色一敛，“我就是为了接你的，顺便进去看看嘛，”顿了顿，他又耐不住的笑了，“我算见识到那个赛德勒先生了，脑瓜儿顶秃了就秃了嘛，还留长了旁边的头发盖住做什么，滑稽死了……”毕庆堂话还没说完，谭央就用手使劲的捶了一下他。“我说，你打我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谭央若无其事的回答。
不是说得到了一份爱，你便能守着这份爱一生无虞。无所作为，爱也会坐吃山空的。想要爱的长久，就要努力不辍。爱永远是一门关于仰视的学问，你要对方的爱，其实就是要对方的欣赏，你只有时时努力、常常精彩，爱才会绵延不绝，经历岁月的婚姻才不会情松爱驰。
讲座结束后，赛德勒先生在上海的后半段时间就是一头扎进医院，为很多有疑难疾病的患儿治病，甚至于进入大上海的贫民窟为无钱治病的孩子们免费诊治。一天谭央在手术室为做手术的赛德勒先生打下手，回家时已是深夜。毕庆堂还在客厅，一面听着留声机里的京剧唱片，一面等她。深夜里，一个人，一盏灯，还有留声机里缠缠绵绵的《牡丹亭》，迟归的谭央心中满溢着幸福。
谭央坐到毕庆堂的身边，轻声问，“囡囡睡了？”“睡了。”“大哥，我今天……”“我知道，你不是下午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个很复杂的手术吗？”“那你还等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不等你啊？不等你我还能做什么？”毕庆堂笑着戏谑道。谭央闻言脸上绯红一片，“你这人，才说几句就没了正经话。”
毕庆堂抬手搂着她，她也紧倚在毕庆堂的怀中，“还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洋和尚的把戏就那么好？”谭央笑着点了点头，“是呀，就觉得自己在学校所学太有限了，要同他多学些才好。和赛德勒先生在穷人家里出诊就觉得，能用自己学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真是件很好的事，会的东西越多，对别人的帮助就越大，只是我自己还是太差了些。”毕庆堂听她的话，笑了，“你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和别的有钱的太太比，单和你自己比，十年前，我在同里看见你时，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黄毛丫头啊，哈哈。”
毕庆堂的话让他们沉浸在旧事中，忽然谭央开口，“大哥，若不是因为你，我恐怕连高小也读不下来，再后来的中学大学也是念不起的，就是我现在能做随行翻译，也是要你找人帮我补习德文的结果。多亏了你，若没有你，若不能遇见你，便没有今日的我。”毕庆堂听了谭央的话，目光从她脸上缓缓移开，幽幽的说，“我们有我们的渊源，是会遇到的，也多亏了你，不然我还在铤而走险的做商会买卖呢，也鼓捣不起这么大的生意。”
十二月中旬，赛德勒先生回国，谭央和毕庆堂的生活又归回到原来的轨迹中，只是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几年来音信全无的徐治中来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