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赵官家写《辩证法》对于大宋朝这群精英来说，既震惊又觉得合理。
为什么？
因为中国古代就有辩证法，只不过它不叫辩证法，而叫道家学说。
例如庄子的《齐物论》中有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再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事物都是相对。
《道德经》中还有这样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意味着矛盾是发展的、对立的，事物是曲折的、变化的。
《道德经》也有这样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话被很多神棍拿去忽悠民众。
但实际上道家并非道教，它是一种哲学。
真正的意思是世界上存在客观规律，道就是客观规律。
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中有阴阳的矛盾对立，也就是一生二的矛盾对立。
矛盾对立中演化出三。
这里的三是指矛盾在前进。
所谓的三生万物，则是指矛盾前进中，诞生了无数新的矛盾，矛盾自我演化，形成新的对立和统一。
这里面有基层核心思想：客观规律、矛盾对立统一、事物的前进性。
道家讲究的无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不要过分的人为干预，因为客观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也就是传说中的：天道不可违！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强行逆天。
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之一。
那么它和《国富论》有什么联系呢？
有！
《国富论》中有一个核心思想：市场存在一支看不见的手，它能自我调节需求和供给。
这支看不见的手，就是道家哲学里所说的道，也就是客观规律。
当然，赵宁并非直接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抄了一遍，毕竟他不可能一字不落的记下来。
他是按照市场理论和分工理论，结合了道家思想写出来的大宋版的《国富论》。
历史上《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集大成者之一。
当21世纪的人提到自由，总是嘲讽那是西方的东西。
诚然，中国古代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但有无为而治，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儒家只是华夏文明的其中一部分，它不是全部。
那么《辩证法》和《国富论》与科学有什么联系呢？
也有！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客观规律！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客观规律，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开始思考万物运行的本质，去寻找老子所说的道。
中国古代在思想层面上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的。
这次改革是思想意识形态转变的开始。
它很出名，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汉武帝提出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改革之前，西汉王朝是以黄老治国。
黄老治国就是讲究清静无为，也就是道家思想。
窦太后知道，人不可背道而驰。
所以她是道家的忠实信徒。
但是，刘彻希望凝聚国力于一手，来打匈奴，所谓的道家治国就不合时宜了。
在往后的千年，长城外的游牧民族无时无刻不想着南下。
这就逼迫中原王朝不断地集权对付草原蛮夷，且为了维持稳定，皇权也在不断集中，这就为儒家提供了天然沃土。
然而，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层面的事物。
它不承认客观规律，不正视人性的弱点，这样自然就完美地避开了科学的发展。
宋代所谓的科技发展，也多是经验之学，而非去发现客观规律。
没有探索客观规律，如何建立系统性的科学理论？
没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如何一步步迭代科技？
所以，其实中国的科技，到了明代，几乎要停止往前了。
因为没有建立系统性的科学理论。
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追寻客观规律的这个意识。
一切科技的进步，都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换一层皮，或者换一种花样，根本没有产生质的改变。
但中国人并非天生不想去追寻客观规律。
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帝国选择了儒家，而非道家。
作为一个穿越者，应该清晰认识到，中国古代是有很好的哲学思想的。
而不是像某些人天天在网上咋咋呼呼说那些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那些不仅仅是西方的，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发展的轨迹因为客观环境而走偏。
赵鼎打断了陈规的话，他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他说道：“官家，关于《辩证法》和《国富论》臣心中有疑惑。”
“大相公但说无妨。”
“若是以《辩证法》和《国富论》这样的学说去治国，也是有致命的弱点的。”
赵宁先不表态，而是问道：“有何致命弱点？”
“儒学能规范人心，能凝聚民众，若是民众都信老庄，民众无拘无束，朝廷若是要动员兵力，恐怕难度会大大增加。”赵鼎说道，“《辩证法》尚且并未如此，《国富论》却阐明在民间的商贸中有一支看不见的手，我们必须尊重它，让它在民间私营商社中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