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手中的这只陶瓷碗显青釉酱褐色斑，碗壁内有刻花，以陈勇上一世的考古经验来看，这是一只长沙窑最早期的青釉瓷碗。
长沙窑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时间延续300多年。
长沙窑的技工们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冲破唐以前单色釉一统天下的局面，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的瓷器大量采用文字做装饰，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举。
可以说，长沙窑是华夏国釉下彩绘的里程碑，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瓷器的绘画装饰，主要可分为釉上彩、釉下彩和釉上釉下彩相结合三种情况。
所谓釉上彩，就是指在经高温烧制已经成瓷的釉面上进行绘画，再入窑经过低温烧成，如五彩、洋彩等；釉下彩则是指在成型的泥胎上直接绘制花纹，施釉后入窑烧成的装饰方法，如青花、釉里红等；还有同时用这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情况，如斗彩、青花五彩等。
其实早在原始青瓷时期，就已在瓷器上出现了釉下彩，两汉、三国时期也有发现。
但早期的釉下彩并没有作为成熟的绘画形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陶瓷门类，直到唐代湖南长沙窑的兴起，开辟了华夏国釉下彩陶瓷绘画新篇章。
陈勇又在沙子下面挖出好几个非常完整的瓷器出来，一个是执壶，一个右下彩大罐，一个是瓶，一个是托盏，还有一个是盆子。
这五件瓷器都是长沙窑的，有一件是青瓷，有一件是釉下彩瓷，一件是白釉绿彩陶，一件是青花瓷，还有一件是白瓷。
这五件瓷器分别代表了长沙窑的历史发展的特征。
陈勇记得上一次黑石号被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轩然大波，原本默默无名的长沙窑，受到全世界考古界和古玩爱好者的关注。
黑石号打捞出来的文物，最令人震撼的就数质量俱精的长沙窑瓷器了，总数约5万7500件，涵盖长沙窑址出土品共70种器类的95％。
其中光是碗类便有55000余件，其他各类器形如执壶、罐、瓶、盏、托、洗、盒、碾、唾壶、灯具、香炉、玩具等共2500余件。
长沙窑的产品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埃及等地都有出土。
华夏国境内各地虽然也有一些，但最主要的发现集中在当时的重要贸易港口扬州，人们因此也多将其理解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
黑石号上数量惊人的长沙窑产品，更具体展现长沙窑的外销面向与运输实况。
这些文物中最让人印象深刻者，便是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为成分的彩料，书绘文字与图样作为装饰的大量釉下彩瓷碗。
其中，黑石号上的两件文物，为沉船的断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首先，是一件四神八卦纹铜镜，在镜背花纹的外侧边缘，铸有一圈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
唐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子，唐肃宗李亨的年号。
这种“江心镜”产于扬州，制作费工费时，是唐代扬州的朝贡品，常作为祭祀活动中的法器出现。黑石号上的这面江心镜，是目前所见唯一能与文献记载吻合的实物证据。
另一件有确切纪年的文物，是长沙窑烧造的一只瓷碗。
碗的外侧下腹部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样。
由此可以判断，黑石号沉没的时间，一定不会早于唐代宝历二年，但也不会相差10年8年。
黑石号上令人瞩目的还有四件瓷器，是迄今为止首先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唐代青花瓷。
众所周知，青花瓷盛行于明清时期。过去人们认为青花瓷创烧于元代，直到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中发现了唐代青花瓷的残片。
黑石号中有四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更是证实了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青花瓷的烧制。
黑石号上不仅载着大量的瓷器，还有香料、漆器、金银器等。
其中，最为精美的是一件“八棱胡人伎乐金杯”，是在中国境外发现的重要唐代金器之一，比之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胡人伎乐金杯，丝毫不逊色。
黑石号确实是一艘算不上大的船，但它身上，折射的是整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这艘沉船的存在，第一次用实物印证了古代阿拉伯人与唐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从大唐的长安到阿拉伯的巴格达，从京杭大运河到波斯湾，我们回望一千两百多年前，无数船只乘风破浪，航行在这条无形的航线上，文化的交流日夜不停。x33
陈勇通过感知查看了沉船里面和四周围的情况，发现沉船里面的东西跟上一世新闻报道里打捞出来的差不多。
这时陈勇感觉肚子饿了，他也在海里游了一天了，也实在累了，现在这个地方应该属于印度尼西亚，靠近南海的地方，很快就能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里的海资源十分丰富，在靠近岩礁附近，有很多巨型的龙胆和石斑鱼出没。
陈勇想要抓鱼，只能把背在背后的两个大网兜先放上岸，好在这里离岸边并不远，只有一2公里左右，陈勇游上岸把两大网兜和背包都放在沙滩上，发现此时天已经黑了，四周围静悄悄的，只听到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