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
七月半，夏安给我和唐文心写了一封长信。
那天下着雨，唐文心撑了伞穿过半个校园来见我，棕色的牛皮信封上沾了几滴雨点和一层薄薄的湿气。
打开信封，三页便笺纸，应该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她的字十分秀逸，然撇和捺却绵延得有些夸张。当然，她说过那其实是颜良的字迹。
“小曼，文心：转眼已月余不见，你们好吗？”她这样写道。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汶川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颜良跟我分手了。我知道这几年你们已经听厌了这句话，我也说厌了。
他打来电话的那天，我正在一个简易棚屋外面的空地上给几个学龄前的孩子读故事书——自我来这里那天起，我做的就是像这样不起眼的工作。有时我也会帮灾民们搬搬东西、分发食物、写写标识什么的，诸如此类。我也做不了其他的事。
即便这样，我心里也有一种像是在冬天的早晨喝下了一杯巧克力奶那样的温暖和满足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吧。我并非像你们所说的那么无私和伟大，也没有什么大爱无疆的情怀。我是个失败者，需要通过帮助和关心他人的方式来忘记自己的软弱。
我和颜良之间早就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来汶川之前，我已经整整一周没有跟他讲过话了。我以为我从他身边逃走，他就没有机会再伤害我一次。只是我没有想到，他隔着千山万水也要把那句话告诉我。
他倒是没有再说我的任何过错，事实上，他说了我种种的好。他说自己是个混蛋，我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问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你没有我过的一样好，可是她没我不行。
后来我就忘记了他又说了些什么，因为我一直在想他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忘了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放下手机时，嗓子眼里忽然干的好像要冒火了，可是我又觉得并不是真的很渴。我恍恍惚惚地走进棚屋里去找水，却不小心把一个相框碰倒在地上。
我慌忙捡起来，相框上的玻璃已经碎了一半。我见过这张相片，住在这间棚屋里的那个老人曾给我看过。相片里人都已经在那场地震中死去了，那是她的丈夫、儿子、女婿和孙子。而今她身边只剩了一个儿媳和女儿。我见到她们的时候，她们眼睛里没有半点神采。不过倒是没有在媒体和巡视的官员面前流过眼泪了，因为有人告诉她们生者要坚强。
我捧着那张相片，仔细端详着那些逝者脸上的笑容，眼泪不知怎么的就掉了下来。然后泪水就像是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那位老人和她女儿闻声过来，我就抱着她们放声大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哭的那么悲伤过，就连国悼日那天我都没有哭。可是唯独那天却哭得昏天暗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她们而哭了。
我觉得心里痛得厉害，难过的好像要窒息了。人们总是那么想当然地告诉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事实上，她们不会好起来了。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父兄、丈夫、儿子、劳动力和精神支柱，这个家庭已经分崩离析了，怎么可能还会好起来呢？对于那个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恐怕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会好起来了。想到这里，我愈发地哀伤。老人和她的女儿也在一旁啜泣了起来。
那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被当地的政府和公益组织劝走了，他们说我目前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再做志愿者了。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我想我大概需要一个假期了，我想去一个四季都看得到阳光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
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失去。夏安。”
最近我和杨康好像走近了一些。我渐渐地发现，其实在不涉及他的私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倒也没有那么令人讨厌。特别是当他慷慨地带我来公司新节目策划会这样的场合的时候。
这是公司为某家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奥运节目，策划会已经开了一个多月，就连名字都改了四五次，奈何那位台长却依然不是很满意。
“你知道，如果是在国外的话，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我正专心致志地听那几位导演和制作人讨论着节目形态和内容，杨康突然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问道。
“如果在国外，直接让一个大波女主持搭配一个救场的男评论员就行了，这基本是体育节目的通用形式。”他转了下手中的笔说，“可惜在国内你只能找到一堆面瘫平胸的女主持和一开口就冷场的评论员。更别说还有一个广电总局挡在电视台和观众之间时刻准备消音和打码。”
“拜托，你怎么说也是个ceo，就不能讲点稍微崇高一点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白了他一眼说。
“谈论电视理想那是你们这些电视系的学生才会做的事。”他笑笑说，“我是个商人，我在意的只是怎么把节目卖出去，并且卖一个更好的价格。”
“即便这样，也不能只靠大波女主持来拉动收视率啊，现在可是个内容为王的时代。”
他微笑着看了我一眼，起身从会议厅的后门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一个事业线波涛汹涌的模特便走了进来。我正疑惑着，那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