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
春节之后，我依然早早地回到了北京。我觉得春节差不多已经成了我最痛恨的一个节日了。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过年，因每次回老家，我一定会被拿来跟我那品学兼优的堂姐比较——她倒是很享受对我进行躬身教育的过程。因而对那时的我来说，春节唯一的乐趣，只有可以收到压岁钱这一件事而已。而后等到这件事也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节日于我而言就只剩下煎熬了。
腊月26那天，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那时，妈妈正在做年糕，一边跟爸爸谈论着给领导送什么礼，而我正在努力集中精神看着导师发过来的论文修改意见，每个人都被这忙忙碌碌的年关扰的有些心烦。后来不知基于什么契机和缘由，爸妈又跟我聊起了工作的事，他们说今年的金融危机这么严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你下半年还是回来考市里的公务员吧。我没理会，因这已是他们第四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我已经懒得再把自己的立场重申一遍了。他们见我不做声，便又语重心长地说起了金融危机和就业形势。
我忘了我是在第几分钟失去耐心的——我大概是由于对导师过于严苛的修改意见感到烦躁也说不定。我就那样在一个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时刻把自己积郁已久的情绪全都发泄了出来。我说，谁会回来这种破地方啊？谁会像你们那样在一间15平米的办公室里窝一辈子啊？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而后便怒不可遏地对我大声斥责了起来。我也冲他们喊。我们在激烈争辩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清对方在说什么，就这样歇斯底里地吵了一会儿，我便在他们面前摔门而出。
不过我并没有在外面待很久，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因我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别的去处。我回去之后，爸妈没再跟我说起之前的事，或者任何事。气氛直到除夕那天也仍旧是紧张的。
幸而老家的团圆氛围多少冲淡了一些我们心中的不快。除夕晚上，我平生第一次看完了整台春晚，居然没有觉得特别无聊。晚会后，我和几个堂兄堂弟一起出去放了烟花，回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多了，草草地洗漱了一下就去客房睡了。
临睡前瞥了眼手机，有几通未接来电，大都是夏安和唐文心她们的。还有一通，是杨康的。即便在通讯录里删掉了他的名字，我发现自己也仍旧记得这个号码。坦白说，那天之后，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希望他能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的。我并不是仍对他怀有什么幻想和期待，而是，他哪怕一点点的在意和挽留，都能满足我那可悲的虚荣心——那半年都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个事实让我觉得无比的泄气。
我是在大年初四回的北京，我已经受够了家里那种沮丧压抑的气氛。临走那天被堂姐家的小外甥抹了一身的油彩，堂姐象征性地教训了他几句，便跟我说起了小祖宗最近在上的那个少儿美术班。她告诉我那里的老师说她家儿子很有艺术天分。我心说：你大爷的。
立春那天下了一场雪，我去参加了一个传媒公司的面试。
那天早上，我6点半就起床了，早餐只吃了两片吐司。出门的时候夏安在床上含混不清地跟我说了句“好运”。我兴许真的需要一些好运了，我心想。
我总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陷进了一个可怕的泥潭里。我以为是季节的原因，孰料直到春天来临时，我的生活也依旧像这场早春的大雪或者此刻我脚下的感觉一样，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让我心情阴郁，停滞不前。
我在校门口等了20分钟也没有等来出租车，只好满心恼火地走向最近的公交站。我一向讨厌公交车，若非迫不得已，我宁愿走路都不会去坐公交，尤其是在这种天气。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和乘客们脚下黑乎乎的泥水让我烦闷不已，所以当那几个中年妇女鲁莽地将我推到一边挤向车门口的时候，我只差一点就失去风度骂了出来。
在这辆破旧的公交车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了那家传媒公司。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并不像他们在招聘广告中所声称的那样高端、专业和国际化。我只看了一眼那栋低矮灰旧的写字楼和那个掉了一半的公司logo便心生退意，不过，在考虑了一下我为这次面试所忍耐的那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面试官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没有化妆，脸色有些憔悴，干枯的头发乱糟糟地用发夹别在脑后。她穿了一身青灰色的套装，剪裁算不上精致，里面搭了一件薄薄的白色吊带背心。我一直不大理解用这种打底背心来搭配职业套装的人，那在我看来就像内衣外穿那么怪异。
她翻了一下我的简历便问我为什么想来他们公司。我客套地答了几句。她于是又问了几个不明所以的问题，我也一一作答。在那之后她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讲起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她说自己从前也在大公司工作过，来现在的这个公司是因为想要寻求职业转型和自我突破。她说自己也是个骄傲的人。
我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她对面微笑地聆听着——那种明明在低处却依然强词夺理地固守着的可怜自尊让我忍不住频频发笑。然等我走出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别人看自己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那副可笑的模样。
我大概是在四月的时候开始恐慌的，苏珊比我更早地发现了这件事，那时，她正在跟一个比她小七岁的男人交往。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