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
七月，我和方路扬成了室友。
这其实只是个意外。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忽然跟我抱怨起了酒店的噪音问题。我问：“你不会到现在还住在酒店里吧？”他说：“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出于礼貌随口回了一句：“我那公寓还空着两间，一直没有时间找室友，不然你搬过来？”不料，只过了两天他就真的搬了进来。好在他并无不良嗜好，而且有时我加班回来晚了他还会分我一些夜宵，所以我也就没有在意这件事了。
然而第三个房间直到现在都还是空着的，这完全是由于我的问题。其实方路扬自从搬进来之后就热心地帮我找起了第二个室友，可我对那些来看房的人却总是不十分满意。一开始，我还会以性格或者作息习惯不和这样的借口来搪塞。等到后来，当我开始搬出“气质不佳”或“品味太差”这类的理由时，方路扬终于忍不住跟我摊牌了：“大姐你到底想干嘛？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交三个人的房租很爽啊？拜托你不要忘了我现在还是半失业状态好不好？”
“再等等不行么？也不差这几天吧。”我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说。
“你还在等什么啊？”他有些恼火。
我继续按着手里的遥控器，没有理他。
他于是叹了口气说：“夏安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了，你差不多也该接受这个事实了吧？”
我怔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遥控器。原来他还是发现了啊，我是在等夏安。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等她的。坦白说，我刚认识她时一点都不喜欢她的个性，也曾因为她的生活习惯和作息问题跟她大声地争吵过。可是就在那些摩擦和争吵中，我渐渐习惯了她心血来潮地去旅行，也习惯了在她回来的时候帮她开门，那似乎成了一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东西。在那六年里，她无数次不告而别，我却从未有过像这样的空虚和寂寞感，因我确信地知道她一定还会回来——或许是一周之后，或许是一个月后。而这次，她终于认真地跟我道别了，可是我却无法确定她还会不会再回来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侥幸地等一等。她说自己一旦习惯某些东西就很难戒掉。谁又不是。
最近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被放置在了一台跑步机上，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匆忙、混乱、手足无措。在经历了几次愚蠢透顶的工作失误之后，我终于认清了自己只是一个职场菜鸟这个现实——即便我从前有过诸多的兼职经历，可是当我身处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时，我还是像所有的新人一样被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日期和小圈子里人际关系挤压的狼狈不堪。
这个周末也依然要加班，因为我手上还有两个没有完成的商界人物专访。说是专访，其实从头到尾都要按照那些大企业公关部提供的采访提纲和背景资料进行，最后登在网站上的视频跟那些企业内部的多媒体广告也没有多大区别。
除此之外，我还要跟其他的新人一起帮院里的组委会准备全球智库峰会的开幕工作。虽然顶着一个唬人的对外联络官的头衔，其实我要负责的不外乎打电话和统计表格这两件事而已。枯燥无聊的很。
峰会是在7月20日举行的。据媒体们说，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依旧在全球萦绕不散的背景下，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经济论坛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峰会的主论坛和第一、第二分论坛被安排在了这座五星级的酒店，其余两个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论坛的会场比其他分论坛要气派和宽敞许多，主席台上摆了一整排的鲜花，后面是一个天蓝色的背景板，上面用黑色的粗体大字写了峰会的中英文名称、主办方和协办方。旁边还有几块白色的背景板，密密地陈列着全球名企的logo。我知道那些大企业都是这次峰会的赞助商，我甚至还知道那些企业需要为背景板上的logo付给组委会多少广告费——有一次我无意之中听到副院长跟某个企业的p在电话里谈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你们若是肯多出10万，我们可以帮你们安排一个比较容易被媒体拍到的位置。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政府把信心给了民企，把黄金给了国企。”头发花白的院长在主席台上发言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故意地冲坐在台上的政要名流微笑了一下，表示自己只是在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那些人也十分配合地会心一笑，台下的人于是也像是附和一般地笑了起来。我没有笑，因为这个笑话我已经听他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太多次了。
院长的致辞之后是各大名企总裁的演说。他们在台上慷慨陈词时，总会有礼仪小姐在台下举着牌子提示他们不要超时，那情形在我看来比院长那个无聊的笑话要有趣的多。我正想着，副院长就朝我走了过来，她说：“小顾你去注册处那边吧，今天来的外国人挺多的，那几个实习生应付不了，刚才连午餐券的事都解释不清楚。”
我点头应了一声便朝厅外走去，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她在背后咕哝了一句：“真是的，怎么说也是名校的大学生，英文竟然差到那种程度。”
我来到注册处时，那几个实习生果然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一个南美人模样的高大男人正在长桌前焦躁地跟他们说明着什么，其余几个等在那里的参会者也是一脸的不耐烦。我上前询问了几句，这才知道他们在说酒店预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