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
八月,电视台发生了一起不小的人事变动——频道总监突然被免职，台长从其他电视台挖来的一个女制片人很快接替了他的职位。
新总监上任的第二周,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震动。那天，当她宣布聘任我为《非常幸运》的主持人时,我惊讶地许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在确认了她的性取向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我小心地问她为什么要任用我。她坦率地回答说,悠悠走的太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选，你形象很好，镜头感也不错，就先试用一下吧。
“再说,节目正在改版,如果在观众中反响不好的话，也可以说是由于新主持的原因。”她笑说。
我也附和地笑了笑便签下了合同。然我心里却依旧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感到惶恐不安——因我来到北京的这几年，一件幸运的事都没有遇见过。有一天晚上，我甚至将总监对我说的那些话几乎一字不落地梦了一遍，醒来之后迷蒙了很久：这一切莫非只是个梦？
这种过于紧张的情绪显然影响了我的工作状态，我的前几次录影并不是很顺利，不是抢话太多，就是过于沉默，等到好不容易跟男搭档的节奏对上了，编导又说我的表情语气过于僵硬。我只好泄气地拿着台本去后台练表情。
从前，我总是觉得悠悠的工作很轻松，在更早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她就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瓶。可是等到我真的站在她的位置上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把控一个大型节目的节奏有多难——当我心中想着我的视频兴许只有176个人在观看的时候，我尽可以轻松自在地对着那台摄像机侃侃而谈，可是当我想到我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我的朋友、同学、父母以及被他们炫耀一般地通知了一遍的亲戚们，以及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陌生人都能看到的时候，我一下子有些无所适从了。我想起我从前对那些人说过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也会对我偶然念错的一个字，或者我不小心出丑的样子大加嘲讽呢？
我想我融入节目的过程的确是有些太长了，总监的耐心终于被一点点地磨没了。当我第三次念错了嘉宾的名字时，她一把扯下鼻梁上的眼镜对我吼说：“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录节目之前多花点时间做好功课，你是个新人，稍微用心点行吗？你要觉得自己实在做不了的话，我们就换别人。”
我低头瞥了眼手里那一沓厚厚的嘉宾资料，心里突然沮丧的厉害。
晚上，我接到了夏安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已经去香港了。我问她学长可好，她说这两天他一直在忙一个企划还没来得及跟她好好聊一下。她又问我最近录制的节目什么时候能播。我叹口气说，最后能不能播都不一定呢，总监差不多已经对我完全失望了。
她诧异问说：“怎么会这样？录得不顺利吗？”
“不怎么顺利。”我泄气地说，“以前明明一直在憧憬着这份工作。可是真的站在舞台上时，我却紧张的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个学期我们班没有选班委，只有值日生。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上课和下课的时候喊‘起立’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所以就一直盼望着自己值日的那一天赶快到来。可是等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却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克服那种紧张心情的呢？”她问道。
“我并没有克服。那一整天老师都没有喊‘上课’或者‘下课’，所以直到下午放学我也没有机会喊‘起立’。”
我没有想到杨康会来看我录节目。
那天，节目刚录了十几分钟，他就从演播厅后面推门走了过来。我跟他对视了一眼，心中愈发地拘谨起来，整场录下来都不在状态。导播刚喊结束，我便尴尬又火大地朝后台走去。不想只过了一会儿，他竟也跟了过来。
“真没想到，你这么有个性的女人，到了舞台上反倒是畏首畏尾地什么都不敢做了。”我正在休息室补着妆，他突然冷不防地在我背后说了一句。
我从镜子里气恼地瞪了他一眼。
他笑了笑，在我身后的沙发上坐下来说：“你对自己太苛求了，又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样一来，反而束缚了手脚。”
我依旧没理他。
他百无聊赖地把玩了一会儿自己的车钥匙，忽又开口说：“我带你去个地方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我回过头去看着他。
他偏头想了一下，从沙发上拿起我的手提包说：“因为我会把你的vuitton当作人质。”
我一时气结。
他带我去的居然是地铁站。
“现在快到晚高峰了，一会儿上车之后人应该挺多的。”他看了眼腕上的表说。
“杨少爷，你想体验生活的话，自己来不就好了，干嘛非要拉着我啊？”我看着那辆疾驰着驶进车站的列车恼火地说。
“谁说我要体验生活了，我是在帮你体验生活好不好？”他笑说。
我还未及开口，列车便在我们眼前停了下来。他不容分说地拉着我上车。
车厢里果然有些拥挤。我靠在门边站定，他的手突然放在了我的肩上。我皱着眉头回过身去，他却不动声色地指了指对面车门的方向说：“那边那个穿条纹衬衫的男人，刚才你上车的时候，他打量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