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
一月平淡而无聊，交了两个报告，参加完了几个考试寒假就到了。
回家之前我辞掉了电视台的兼职，颜良和夏安邀我跟他们去上海待几天，我想都没想就推脱了。对那个男人，我怎么都喜欢不起来。
跟宋陵分手之后，他又打了几通电话给我，然我每次都是直接挂掉，最后他只好发了邮件过来。我这才知道他只不过是想让我把自己的内衣和杂志从他的公寓里拿走。我盯着电脑屏幕讪讪地笑了笑：原是我自作多情了，说起来他本来也不是那种会跟女人纠缠不清的人。
那天，我特地找了个他不会在家的时间去了他的公寓。他已经把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叠的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的一个纸袋里。我本想留张字条给他，却又觉得似乎没有那样做的必要。于是我只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面，便拖着箱子去了火车站。
在我的记忆里，爸妈第一次跟我谈起结婚的事似乎就是在这一年的春节。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那位年纪轻轻便嫁到浙江去的表姐久违地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家探亲了。爸妈满脸堆笑地把压岁钱塞到那个小鬼手中，一边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也要开始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了。”此后的几年里他们每次发完压岁钱，都会像这样回头看我一眼然后再唠叨几句。只不过，随着这个家族里的新成员不断增加，他们脸上的笑意一年比一年勉强，看我的时候也是愈发地焦躁，最后竟只剩了厌烦了。
那天，堂姐家的那位小祖宗也来了，在客厅看了大约20分钟的喜羊羊就跑进我的卧室扫荡去了，我只顾着抢救桌上那堆化妆品，一转眼就见他把书橱里那两只陶偶扔在了地上。堂姐一边大惊失色地过去问她那宝贝儿子有没有割伤手，一边笑盈盈地说赶明儿赔我。我心说，你大爷的，那是夏安去年帮我从欧洲带回来的好吧。
此后几天也是如此这般的混乱。除夕那天晚上，我只看了两眼春晚，又回复了几条群发的短信就早早地去睡了。人越长大，就越觉得长大本身无聊。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意外地收到了宋陵的邮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行：
“你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英国了，导师突然要我回去，竟连好好跟家人朋友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比起再会之类的，我应该跟你说永别，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吧。
这一个月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或许真的不合适。我们应该只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和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遇见了一个不恰当的人。大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实。只是，我可以客观理性地去分析艾略特和奥斯汀，却无法像那样控制自己的感情。
新年快乐。偷偷地留了你的一只耳环，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一次，他没有写名字、日期和kind egads。
我是正月初八回的北京。在导师的介绍下，我顺利地找到了新的兼职：某门户网站的商业版编辑。
因为是科班出身，此前又有诸多实习和兼职经验，我很快便熟悉了新工作的内容流程。主编让我编了一个星期的稿子后，便把我调入了专题组。2月快结束的时候，我第一次参与完成了一个深度访谈，主编看完我送去的文字稿之后满意地表扬了我几句——虽然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然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涌起一股作为媒体人的自豪感。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我在这里工作不过是为了还贷款这件事。
下午4点25分，我走出那栋大楼，走进地下铁。我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堂姐家的方向，今天是她家那位小祖宗的4岁大寿，我必须要在派对开始之前买好礼物和彩喷筒赶过去。我想我上辈子一定欠了那小子很多钱。
车厢的门很快关闭，我叹口气，倚在了背后的车门玻璃上。广播响了起来，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35分。1小时25分钟之后，我将会遇见那个跟我纠葛了五年的男人。
时机有时的确是个难以言喻的东西。后来我时常想，那天我如果没有在4点25分从那栋大楼里走出来，或者我没有搭那班地铁，或者如果我没有去买礼物，或者去了不同的超市，又或者在超市里排在了另外一列队伍里，或许，我就永远都不会遇见那个男人——当然，我也不确定那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我会不会因此而觉得遗憾。然而在那时，我确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地跟他遇见了。
在相遇前的那几秒钟里，我穿着那双红色的高跟鞋，等待对面红灯倒数的结束，他则坐在几十米外的一辆银灰色法拉利里漫不经心地打着电话，一边试图在绿灯结束之前冲过面前的那条马路。然后，十字路口的信号灯一时轮转，他急急地刹车，却依然压过了斑马线，车身只差一点便撞在了我的身上。我惊恐地转身，那个男人居然还坐在车里若无其事地打电话。
我惊魂甫定地看了他几秒，有些不满地隔着车窗示意他不应该把车停在斑马线上，而且刚才他差一点就撞到了我。而那个男人，他却依然一脸无所谓地坐在他的法拉利里打着电话，一边冲我地做了一个听不见的手势。
我只好有些火大地指着斑马线又冲他喊了一遍。
他终于放下了手机，趴着方向盘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正当我以为他要跟我道歉的时候，他却又对着我耸了耸肩，唇角勾出一个戏谑的笑容。
我于是终于被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