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
清晨5点钟,列车停在了终点站。
站台上一时人头攒动，熹微的晨光照在旅人们疲惫的脸上。我走出车厢,穿海魂衫的小男孩由母亲牵着走在我的左边，他看上去似乎还有些迷蒙。抽烟的男人热心地帮我把行李箱提下了楼梯,我微笑着同他说了声谢谢。
我们分别的时候，抽烟的男人对我说：希望很快能在电视上再见到你,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穿海魂衫的小男孩给了我一只红色的气球,他说希望史莱克和公主能够幸福。我将那只气球系在行李箱上，打车去了外滩。
我住进了一家28层的酒店，前台的服务生给了我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我用门卡开了门，走到窗前拉开丝绒的窗帘,辽阔的黄浦江上一片水波潋滟。
我去浴室里匆匆地冲了个热水澡，换好了衣服，看着早新闻吃完了早餐。之后，我在房间里睡了一整天。
我一直睡到傍晚才昏昏沉沉地醒来，略微洗漱了一下便去了楼下的餐厅。我点的是蟹肉小笼包、三文鱼和马蒂尼，有些不伦不类。
晚餐之后，我又去黄浦江畔走了走。我来到那条临江大道时正是日落时分，江岸的杜鹃花在夕阳里如同火焰一般地怒放着。然步行道的对面却是一片绿意葱茏。
我在那条大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了片刻，最后在一座帆形的白色凉亭之下停下了脚步。夜色一点点地将城市吞噬、包围，对岸传来了静穆悠长的钟声的回响。漆黑的江水在脚下急遽地拍打着堤岸，水波将这座城市分裂成一个个破碎的形象。
我伫立江边眺望着对岸，就像眺望另一座被人们遗忘了的、抛之脑后的城市。在那里，水手的号子停止了，造船厂的轰隆声也停止了，海关大楼变成了一栋被展览的静止的建筑，铁锚被铸成了雕塑矗立在江岸上，这城市作为通商码头的记忆就如同那些老洋房上的门牌一样变得古旧、模糊、锈迹斑斑。曾经商船如梭的江流上而今行驶的是载着情侣和观光客的豪华邮轮，潮汐的对岸是一个灯火通明的、高楼林立的、作为东方明珠和金融中心的陌生的城市，那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座城市的人们画在那个渐渐消逝的轮廓之上的新的容颜。
没有人会为一个灰旧的城市的消失而感到神伤，就像没有人会再怀念那些嘹亮的号子和造船厂。
浦西的钟声再次从对岸传来，我起身离开了江畔。江上的风有些冷了。
我回到酒店之后才想起已经一天没有开手机了。打开来，短信提示音嘀嘀地响了差不多有两分钟。我翻看了一下那些短信，大都是来电提醒，有一半是杨康的，还有一半是夏安她们的。我有些歉意地回拨了夏安的电话。不出所料地，她一接起来就火冒三丈地对我吼说：“你到底死哪儿去了？我们找了你一天一夜，就差报警了。”
我说：“我来上海了。”
她依旧火大地说：“那你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走的太匆忙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你还知道我们会担心啊？”
我没做声。她便又说：“你还是赶紧给杨康打个电话吧，他急的都快发疯了。”
我随口应了一声便结束了跟她的通话。
不一会儿，我妈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她问我最近可好，电视台有没有新的消息。我犹豫了一下，坦诚地回说，我已经来了上海，因为这里有一家电视台愿意给我一个面试主持人的机会。
意外的是，她并没有生气或者反对，而是平静地对我说：“去就去吧，发生了那种事也是没办法，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吧，我们说多了你也不高兴。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我和你爸真的挺心疼的。”
我说：“我知道，我会尽快在这边安顿下来的。”
她又叮嘱了我几句，便说让我早点休息。我说好。不料快要挂断电话时，她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起了杨康的事。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将我不告而别的事情告诉她。
来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去参加了那家电视台的面试，虽然花的时间有点长，不过我自我感觉还是不错。那位总监看上去十分谦和，言辞间似乎也对我非常满意。我临走时，她还跟我交换了名片，说很快就会将面试的结果通知我，希望同我随时保持联系。
下午，我打了电话给夏安，让她帮我寄一些衣物和日用品过来，因我那天走的实在太急，根本没来得及带多少东西。她说：“寄东西是没问题啊，可是我没你公寓钥匙啊。”我这才想起，我唯一的一把备用钥匙还在杨康那里。于是我便让她去跟杨康要钥匙。她诧然问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让他寄呢？”我绞尽脑汁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借口，便谎说杨康最近很忙，没有时间帮我寄。她这才犹疑地同意。不过我想她大概并没有相信我的谎话。
我放下手机时心里想，不知道杨康到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他兴许会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过来质问我，或者跟我冷战，或者一气之下将我的东西全部清理出他的公寓，甚至于失去耐心不再理会我。但我却并未料想到他第二天就直接飞来上海见我了。
我是在酒店门前的台阶下面遇见他的，我不知道我回来之前他是不是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上午的时候，我去文化街和豫园附近走了走，因为在城隍庙耽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