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社长鹿岛清二也附和道：“我也支持佃和夫君的建议，对于long我们日本应该视之为仇敌，对于所谓的long歌迷联合会一定要予以坚决的取缔，不然必将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埋下祸根。”
相对于佃和夫来说，鹿岛清二更加热衷于政治，并且明显的带有右翼色彩，他是日本国内多家右翼政治社团的主要资助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是日本大型综合建筑公司，全球第三大建筑承包商，世界500强企业，其业务遍及四大洲的40个国家与地区，拥有53家主要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该公司的海外总部分别设在北美、东南亚（新加坡）和欧洲，并在中国、斯里兰卡设有办事处。2002在中国上海，鹿岛建设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鹿岛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主要承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建筑.目前在中国地区的年产值约5亿元人民币。而事实上鹿岛建设的企业经营，早就和日本侵华并为战争服务而密不可分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鹿岛即直入伪满洲国，承接了兴宁线等铁路工程。1932年又开始从事国道和铁路的特命工事的建设工程。之后，又大量从事与关东军密切相关的兵营。兵器厂军事工程，以及用于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特殊工事等。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更紧密地服务于日本侵华和对中国物产资源的掠夺，鹿岛建设的重点放在修筑铁路和特殊工事方面，主要的如这个时期的承古线、通临线、同塘线、张北线，还有以掠夺煤炭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大同矿山开发等等。而同塘线（大同一塘沽）的开通可以把大同的煤炭源源由此运往日本。
而最为著名的就是1945年由中国被掳劳工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发动起义后被杀的事件了。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分三批被强行抓往位于日本秋田县北部的花冈，被迫为“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做苦工。当年的花冈中山寮，被中国劳工称作“人间地狱”。中国劳工在当时的“鹿岛组”的监督下，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劳工们住在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每天做15至16小时的超强度劳动，以橡子面、苹果渣充饥。严冬时节，劳工们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劳动于严寒和冰冷的泥水之中。严重的饥饿劳累，加上凶恶残暴的“鹿岛组”监工们的打骂摧残，每天都有多名劳工被殴打、虐杀致死，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被迫害送命。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决心以死反抗。1945年6月30日晚，耿谆、王敏率700名中国劳工终于暴动。劳工们打死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一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警方出动2万军警围捕枪杀。翌日，余生的中国劳工全部被俘，暴动惨遭镇压。重落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更为残酷的变本加厉的迫害。酷暑7月，中国劳工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毒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体遍地，其惨状目不忍睹。
至此，被强掳花冈的979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命丧东瀛。此乃闻名于世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创业于大保十一年（1840年），以拥有150年以上的历史为自豪的鹿岛建设，在自己浩瀚的社史之中，对强掳中国劳工之事，连一行文字的记载都没有留，而作业点报告上，竟编造谎言说，中国人每天或随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游泳，打棒球、乒乓球，摔跤，开运动会，观赏电影，听留声机，拉胡琴，吹笛子，以及传阅杂志。在“中山寮”中国劳工所受到的，却是名副其实的牛马不如的奴隶待遇。他们被鹿岛随心所欲地残酷虐待的历史真实，在秋田判决、横滨判决时已经得到澄清。
1989年12月22日，“花冈惨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发表致当年残酷地奴役过他们的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信中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三项要求:一、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二、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三、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以资象征性地补偿受难者**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幸存的老人们强调表示，如鹿岛建设公司“执迷不悟”，纵使千载之后，他们的子孙也要继续讨还“血债”。幸存者们提出了三项要求，委托新美隆、内田雅敏、田中宏、内海爱子、林伯耀等在日人士与鹿岛建设公司进行交涉。…,
1990年7月5日，在东京鹿岛建设公司本部，“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代表与鹿岛建设公司副社长村上光春，就谢罪与赔偿问题进行当面交涉。谈判结束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对“花冈惨案”负有“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