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四月，就在英、日两国干涉军突然占领海参崴的时候，北方银行正式获得北方军政府的授权，承担了北方币的发行任务。.
北方军政府以库存黄金为抵押，规定一盎司黄金约等于十一元多北方币，为了方便计算，干脆就统一为三盎司黄金等于三十五元北方币。
不使用中国自己的斤两单位为基准，而采用西方黄金盎司标准，是克劳泽的提议。中国的斤两标准实在变化太大了，而且几千年用下来已经有了无数种不同称重标准，很容易被混淆，也容易让人钻空子。
一盎司黄金相当于满清库平重标准的八钱三分黄金，按照当时大约一比十的金银比价，可以兑换八两三钱的库平银，折算成民国银元就约等于十一点六银元了。
一直延续下来的北方银行卷大致相当于同规格的银元标准，克劳泽自然不会去擅自修改，只是按照历来习惯将等价物标注为黄金罢了。
陈安曾经问过克劳泽，当初说的金贵银贬怎么好像感觉不明显，甚至还有金贬银贵的感觉。克劳泽答复，这是中国人喜欢大量藏银的传统导致，等到战乱进一步扩大，所有的银子就会被迫拿出来，到时候银价自然就贬值了。
听完回答，陈安不禁笑了出来。
不说别人，陈老爷子每年就非要在院子里，找上一个角落神神秘秘的埋上一些金银，嘀嘀咕咕地说这是救命钱。虎子没办法，都当了好几回挖坑师傅了。
克劳泽分析得没错，袁世凯殒命以后，更大的乱世迹象已生，人命越来越不值钱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日益增多，黄金和白银的兑换价格已经再一次开始松动。
整个明清时代，黄金和白银比，大致都在一比十左右。清末有过一次幅度较大的金贵银贱时候，也就是太平天国时代，曾经达到一比十五左右。
极端的时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短暂时刻，因为大量的贸易顺差，导致满清王朝从国外输入的白银超过了中国自身的需要，结果曾导致黄金兑换白银一比二十的比例。但是随后中国强大的民间藏银习惯，很快就将多余的白银消化下去，使得兑换比回到正常比值。
但是在战乱年代，民间藏银习惯就难以为继了。不是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吗。身处乱世，藏得再多的白银，不如粮食来得实惠，尤其是逃命的时候，自然是更轻巧值钱的衅鱼便于携带了。
才过了二三年后，北方集团坚持用黄金作为发行货币抵押物的做法，马上就体现出了巨大的效益。上海市称金对银元的比值，开始陆续跌落到一比二十一，最后甚至达到一比九十六。
尤其是后来美国宣布废除银本位，改用金本位后，直接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三十五美元，不仅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并在国际市场大肆收购白银。最终造成最大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的货币市场差点奔溃，唯有北方军政府所属地区顺顺利利的渡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只是国家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会滥发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而私人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则又会导致寡头财团最终控制国家政权。这是一个无解的矛盾。
在克劳泽的提醒下，陈安也看到这一巨大的隐患。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陈安最终做出决定，将北方银行的所有人改成自己私人持有，北方集团其他公司的所有人则改成股份形式，北方银行通过股份占据了最大份额。
军政府和北方集团彻底脱离关系。军政府通过向银行提供抵押物，获得相等的货币，并授权北方银行发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军政府利用自己的年收入向银行借贷，提前获得相应的北方币，这就是北方债卷了。
北方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利，但不能确定发行的额度。军政府将发行货币的权利，永久性的授予北方银行，但这个额度是根据军政府的抵押物确定的。
财团和军政府终于形成两个相互依托但又相互制衡的权利构成。
万恶的资本呀，陈安签署永久授权北方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令时，脑子里不由冒出一句克劳泽经常挂在嘴上的话语。
更深远的影响，陈安却没有意识到。袁世凯的梦想，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消散殆尽了。一旦签署这个法令，陈氏家族就势必要超脱出来，成为军政府相制衡的一方势力。
一家天下的格局终究不是大势所趋。
曾经因为刘师培、李燮和出现在北方军政府，而隐隐约约在甘疆蒙三地出现的萌芽思想，自此再次被掐断了。
既然有了制衡的念头，自不可能再有什么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闹剧了。
北方日报第一个反应过来，得知北方银行获得类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后，使用了一小块方框写了一段通讯，然后在头版头条竟然全文照搬了大能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甘疆蒙三地，哦不，现在应该是甘疆蒙藏四地了，所有订阅传看北方日报的人都纳闷了，没听说还有人要复辟呀？
但是，有心人将那一小块的方框内容和这版头条结合结合，很容易的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大学里的刘师培，仔细地再三阅读了这两篇文章，良久之后，放下报纸，眼神迷茫着看向北方，叹息了几句，“汉室，汉室呀。”
远在赤塔的李燮和也看到了这一版报纸，已经不愿对政治发表任何意见的他，仍然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只是说得比较轻，旁边的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