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1时，圣帕德里克大教堂的前面正下着连绵的细雨。在第五大道的五十四街至四十九街地段，除了公共汽车外，警察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这些公共汽车也只是在教堂的对面、紧靠着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人行道作单线行驶。街上到处停着经改装的、窗户遮得密不透风的豪华轿车。人行道和通往大教堂的台阶上挤满了电视摄像机、新闻记者以及怀着病态好奇心的人们——哪儿有葬礼和灾祸，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哪儿露面。
大教堂里，所有的长条靠背椅上都坐满了身穿黑色丧服的送葬人；有些人的衣装价值连城，有些人的衣装却破烂不堪——但所有人都低头望着祭坛，把目光投向祭坛前那口装饰华丽的金色棺材，棺材的跟前只搁着一只花圈。他们等待着菲茨西蒙斯主教为死者做弥撒，脸上都显得饶有兴趣。他们想听听这位主教不得不违心地说些什么，因为他对死者一直切齿痛恨。
我坐在靠走道的第一个座位上，那是仅为死者亲属保留的一排座位。我对打开的灵柩瞥了一眼。我的伯父看上去气色红润，神态安详，事实上，比他生前显得还神气。我甚至在孩提时代就觉得，他总是绷着脸，总一刻不停考虑着问题。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当我向他的左肩后面望去时，我总是能在那儿看到死神的阴影，然而只要他开口和我说话，这个阴影就倏然而去。在长靠椅上和我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余五名家庭成员，其中有罗莎姑姑，她是我伯父和我父亲唯一的妹妹，而我父亲则是我伯父的弟弟，还有罗莎的两个已婚的女儿和她们各自的丈夫。我老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因为许多年来我们难得见几次面。我想，他们名叫克里斯蒂娜和皮埃特罗，露西安娜和托马斯；后面一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
过道的那一边，也是在第一排上，坐着达官贵人和我伯父的好友。我伯父有许多朋友。他能有许多朋友，因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在病榻，而不是像他的伙伴们那样通常是饮弹身亡，死于非命。我向通道那一头望去，认出了其中几位，他们一个个身穿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衬衣，黑领带，神情十分严肃。紧靠过道坐着的是达尼和塞缪尔。两人年龄都不大，也许跟我差不多，四十才出头。他们是我伯父的保镖。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一位我根据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照片而认出了他。他仪表堂堂，头发呈银灰色，西服的剪裁考究，上衣胸袋里插一方黑手帕，与他那条从白色丝质衬衣上整齐地垂下的领带十分相配。总经理。董事长。15年或20年前，他们会把他称作教父，他们过去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伯父的。他们过去常常吻他的手，但现在已不这样做了。总经理是第四代美国人。这不是黑手党。黑手党也许仍然在西西里岛。在美国，这是西西里人、黑人、拉丁美洲人、南美洲人和亚洲人混杂在一起的组织。但是总经理与由五个最古老的家族组成的董事会牢牢地控制着这个集团。每个家族的头领和总经理一样都坐在同一排长条椅上。在他们后面的几排椅子上坐着集团中其余的成员。拉丁美洲人、黑人、亚洲人。这种权势地位等级永远也不会改变，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主教匆匆地做着弥撒。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他对着灵柩划了个十字，然后转身离开了圣坛。就在这时候，一个身材矮小、身体单薄、身穿黑色西服、坐在大厅中间部位的男子疯狂地在头顶上空挥舞着手枪，顺着过道向灵柩冲来。
我听到罗莎姑姑高声尖叫，看到主教飞快地躲到圣坛背后，长袍拖到地上。我离开座位向那名男子跑去。我看到其他人也向他跑去。但等我们抓住他时，他已往灵柩里射完了他所有的子弹；然后他站在那儿大声嚷道：“对于叛徒，死去是便宜了他！”
我伯父的保镖把那名男子摔倒在地上。我看到他们刚要扭断他的脖子，这时总经理已经到了那儿，他做了个手势。摇摇头。“别这样，”他说道。
保镖站起身来，就在这时候，身穿制服的警察围住了灵柩。两名便衣警探指挥着他们。一名指了指还躺在地上的婿子男子。“把他带走。”另一名拣起地上的手枪。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因为我离灵柩最近，他便向我转过身来。“这儿谁主持？”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总经理和我伯父的保镖已回到了前排靠椅上。我姑姑正在大声哭泣。她摆脱两名女婿的阻拦，向灵柩跑来，看到灵柩里不成样子便又尖叫起来。我伯父的头部几乎被打得稀巴烂，脸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衬垫的绸子上溅着脑浆，沾着破碎的皮肤，还有一种淡粉红的液体，那是防腐师用来替代伯父体内的血液用的。
我把她拽回来，推到她女婿跟前，让他们拉住她。“带她离开这儿，”我说道。
罗莎姑姑做出了一个适时的举动。她晕了过去，当她的两个女儿也急忙过来帮忙时，两位女婿把她架到了长条椅上。至少她如今安静了下来。我对一名殡仪员说道：“盖上灵柩。”
“你不希望我们把他拖出来搞干净吗？”一名殡仪员问道。
“不要，”我回答说，“我们立即去公墓。”
“可是他的模样太难看。”那位殡仪员反驳道。
“现在这无所谓啦，”我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会认出他的模样。”
那名警探看着我。“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他的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