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银行出面递上了撤回起诉的状子，杨硕被解除监护。警方十分不满，扬言**官法庭将进行干预。
这时候杨硕正同杜霞秀乘上早车从北京去天津。他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报答之情。当然，他们在路上谈到了这次劫案。
“手提包很重，是吗？杨硕先生。”杜霞问。
“我提着它只能走里把路，杜霞秀。”
“可是我觉得体身体挺捧的。”
她用指尖很内行地触摸他那隆起的上臂肌肉，他脸红到头发根。
“抢你的那个人，如果你再看到他，认得出来吗？”杜霞问道。
“一点也认不出。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用手卡住我的脖子，把麻醉药塞进了我的嘴里。这时火车开出北京大概有九、十公里。您相信车厢里是有一个人，杜霞秀，是吗？您大概是这样相信的唯一的一个人。我不怪他们，因为火车当时正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飞驰。那家伙是怎样离开列车的，老实说，这我自己也不明白。”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如果我是别人，我在证据面前也会相信我自己有罪。您能告诉我他玩的什么花样吗，杜霞秀。”
“杨硕先生，这在目前还是我的秘密。但是我可以对你这样说。当我们到达天津这个美丽的小城市时，我要寻找一个有弯把拐棍而不是有黑色手提包的陌生人。”
天津有三家旅馆。但马天先生和他的姊姊是很难侍侯的，他们一家接一家地在这三家旅馆换着住。他们注意周围有没有一个带弯把拐棍的陌生人，有空就骑上两辆很好的自行车〔按星期计价租来的〕在城里和乡下转游。
他们到达天津一星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他们住的第三家旅馆里，当马梅秀〔杜霞的化名〕从楼梯上下来时，在半道上她面对面碰到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人，腿有点—有一点点陂，撑着一根结实的橡木拐棍，黑色，漆得发亮，把是弯的。她没有看第二眼就走过去了。但当天晚上她同收拾房间的女仆闲聊起来，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个行商，叫赵洪先生，他在这家旅馆里已经住了几个星期，偶尔乘火车去一趟北京，有时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下乡去。女仆主动地介绍说，“他是一位态度和气、说话让人爱听的很好的君子人。”
第二天，杜霞又在楼梯上同一个地点碰到了这个陌生人。不知道是她不留心还是他不留心，当她靠边站给他让路时，她的信钩住了那根拐棍，把它猛地从他手里拉出来，它从楼梯上一直滚到了门厅里。
她赶快跑下褛梯去捡起那根拐棍，拿回来送还给它的主人，并且深表歉意。在这之前，她已经在这拐棍弯把朝下的一面，看到一道很深的凹痕，漆都被擦掉了，凹痕刻进了木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桌子正在赵洪先生的旁边。吃到一半，她要杨硕告诉她几点钟，因为她的表停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请求，因为她的位置正好面对着挂钟，而杨硕则要转过身去才能看到。但杨硕还是顺从地转过身去，同赵洪先生正好打了个照面，赵洪见了他就象见到鬼了似地猛吃一惊，瞪大了眼晴。杨硕呆头呆脑地向他回看了一眼，脸上没有一丝认得赵洪的神色。过了一会儿，赵洪先生也就继续用餐。接着，杜霞就弄她的表，或者说作出拨针上弦的样子，这一幕小小的古怪的插曲也就结束了。晚饭以后，杜霞在她的私人起居室里心不在蔫地随便弹着钢琴，显然是往沉思；突然，她砰地一声合上了琴盖。
“杨硕先生在吗？”
“在，杜霞秀。”杨硕说。他始终带着象身躯庞大的藏灏似的那种耐心、忠实而又愚蠢的敬慕表情，注视着她。
“明天我们一块儿骑自行车出去。我还说不上是几点钟走，你先把它们准备好，到时候咱们骑上就走。”
“好的，杜霞秀。”
“在你口袋里装上一团结实的绳子。”
“好的，杜霞秀。”
“噢，你有左轮手枪吗？”
“有生以来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东西。”
“要是给你一把，你会使唤吗？”
“这玩意儿我一点也不懂，但——”他谦虚地说，“要是拳头有点用处的话，我还能来两下子。”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点也用不上。一个小小的铅丸就能制住体重两百公斤的拳击冠军。再说，有一支六响枪也足够了，我还不算是一个太蹩脚的射手。”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杜霞秀，您……”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要再谈下去了，杨硕先生，只要把自行车准备好，随时听用，还有绳子。”
第二天，他们用早餐的时间早得出奇。用完早餐，杜霞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找了一个望得见街上的弧形窗洞，手里拿了一本书，蜷缩在窗洞里的沙发上。她一只眼看着书，另一只眼看着窗户，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旅馆门前的石阶。
大约九点半钟，她看见赵洪先生走下石阶，腿一点也不跛了，推着他的自行车，车把上绑着一个很大的帆布车兜。
一眨眼的功夫，她巳经下到门厅里，自行车在那里放着。又一眨眼的功夫，她和杨硕已经骑着车沿大街向前飞驶，这时赵洪先生的高个子身影正好要在远处一个街角上消失。
“我们一定耍盯住他，”杜霞小声对她的伙伴说。“噢，是这样，我一定要盯住他，你一定要盯住我。现在让我在前面走，你在我后面，尽可能离远一点，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