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里，上官尘在黄国刚的陪同下，走遍了罗田村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在他心里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发展规划。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靠近宁阳河边的一片园竹林。
园竹是宁是县的一大特色，沿东宁河、西宁河，中宁河的两岸生长了大面积的园竹，有些农户的屋前或是屋后或多或少都有一块园竹林。为此今年县政府还准备举办一次园竹艺术节，借此提高宁阳县的知名度，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
眼前的一片竹林，长势很好，最粗的有六公分左右，最细的也有三公分。竹子跟树木不同，今年砍伐了，明年又会长出新的竹子，是很好的经济林。
上官尘问：“黄主任，沿着这条河边的这片竹林共有多少亩？”
“大约有一万多亩，这些都归八个村民组所有，其中海山村民组最多。”黄国刚随口就说了出来。
上官尘望着眼前的一片竹林，说：“为什么只有八个村民组有呢？”
“因为，另外四个村民组靠山，他们的山林多，山上树木、毛竹比较多，比如第九村民组的毛竹山最多，大概也有一万来亩。”黄国刚对于村里的每一个村民组是了如指掌。
“这些圆竹每年能卖多少钱？”上官尘问到。
黄国刚想了想，说：“每个村民组的情况不同，有的多，有的少。现在圆竹价格不太好，最少的村民组每人能分到三十块钱，最多的村民组每人也只能分到不到一百元钱。”
上官尘听到后，拿出笔记本快速地在上面写着什么。他写完后，合上笔记本，说：“黄主任，我们走吧。回头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该如何发展咱们村的经济。”
俩人便回头骑着自行车朝村委会方向去了。当俩人经过木桥村民组的一户农家门口，却听见有人在哭，而且哭声是相当的凄惨。
“儿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这叫你以后怎么活呀！”哭声从屋里飘了出来。
上官尘听到哭声，便下车停了下来。忙对黄国刚问道：“黄主任，这是谁家，怎么哭的这么惨？”
黄国刚朝飘出哭声的屋子看了一眼说：“唉，说起这一家人，还真的是够苦的，要是说出来故事还挺长的呢！”
“哦，还有故事？你说说看。”上官尘此时很想知道这家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以至于大白天在家里哭，所以急切地问到。
黄国刚缓缓开口道：“这家人的家主叫郝建平，有一儿一女，家中有个老母亲，身体又不好。两年前，郝建平的老婆得了中风，落下个半身不遂，整天瘫痪在床。家中全靠郝建平一个人，日子过的很艰苦。”
“郝建平的父亲郝海波解放前，读了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六0年被抽到县砍伐队当个食堂管理员。六一年不知道怎么就以反革命罪被了判刑，坐了十三年的大牢。刑满后，郝海波回到家里，又挨了几年的批斗，没过几年得了中风死了。”
“直到八二年，才被平反。虽平反了，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郝建平也找了上级部门，希望能得到一点赔偿。上面的答复是，当年郝海波被抽调到砍伐队当管理员，没有正式的手续，如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明材料，所以赔偿无果而终。为此事，我都陪着郝建平跑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
“郝建平是五五年出生的，一直到三十多岁才讨了个老婆，大女儿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奶奶，小儿子现在还在小学读书，学费到现在还没有交上。这个郝建平也很坚强，硬是苦苦的支撑着这个家，他想干点事，无奈的是家底太差，负担也重，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一个月花。”
听完了黄国刚的讲述，上官尘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像这样的家庭在贫困的农村还有多少呢？郝建平这一家让自己遇上了，自己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上官尘对黄国刚说：“黄主任，去他家里去看看吧。”
黄国刚点了点头，俩人把自行车停在郝建平的小院内，一前一后走进了郝建平的家。
郝建平的母亲阮东秀见有人来了，连忙抹了抹眼泪，一看是黄国刚和一个不认识的人进来了，站起来说：“黄主任来了呀！有事吗？我家建平没在家。”
阮东秀今年七十一岁了，满头的白发，那饱经苍桑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上身穿的灰色衬衫，是补了又补，脚下穿的一双塑料凉拖鞋，有一只却只有前半截。
看着黄国刚和上官尘，不知如何是好，那粗糙的只剩下一张皮的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黄国刚连忙说：“老婶子，我们不是来找建平的，刚路过你家门口，听到你的哭声，所以就进来看看。”说完他又指了指上官尘说：“我现在不是村主任了，这位才是我们村的上官主任，是他要进来看看你的。”
听完了黄国刚的话，阮东秀立刻显得慌乱起来，说：“是上官主任啊！唉，我儿子建平为了孩子的学费已经出门几天，到现在也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挣到钱。”
上官尘听到阮东秀的话，鼻子一酸，眼圈红了起来，差点掉下了眼泪。此刻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他背过身，偷偷擦试了一下眼泪，说：“奶奶，我听黄主任说你儿媳妇得了中风，瘫痪在床，我就跟着过来看看，我懂一点医术，看看能不能治好你儿媳妇的病。”
阮东秀哪里知道上官尘是个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