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着。”袁世凯又喝止曹汝霖，“还是先让陆宗舆探听一下日本人的虚实。”
“是。”曹汝霖立刻回到外交部向陆宗舆发电报，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东京摸底，探听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大隈重信、加藤高明等乘机大肆恫吓，陆宗舆回电充满恐日、亲日情绪，说“为救危急起见，只有请政府先定何件可让，与彼推诚相商，总令其不先动兵，则所损尚可稍轻。直接推诚密商，必有商量余地。劝告各报及参政院镇静，不空起哄。”
袁世凯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制定了两项策略：一是拖延战术，坚持逐条讨论，争取时间，以待外援；第五号估计是讨价还价条件，绝对不议；二是所谓“新闻政策”，即故意泄露日本要求内容和谈判情况，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扩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国际干涉。
“新闻政策”一开始颇见成效，1月25日，北京外交界已经对日本提要求的事议论纷纷。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31日北京进步党机关报《亚细亚报》评论说：“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绝不应当与之谈判，坐而亡不如战而死。”各地纷纷成立国民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等人民团体，留学生、华侨也纷纷响应声援，爱国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袁世凯政府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争取日本降低要求，因此一度放松对新闻的控制。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欧洲战场上德军不断获胜，日本的向背有举足轻重之势，协约国不愿得罪日本，希望它为大战更多出力。美国的态度在总统顾问豪斯上校的日记里说得最明白，1月25日他参加白宫讨论二十一条问题之后写道：“可能引起麻烦，我建议慎重从事。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中国的门户开放而对日本作战。”美国建议美、英联合照会日本提出抗议，外交大臣格雷说这样会损害英日同盟，不肯合作，表示应当让日本从中国有限度地取得一些权益，以作为日本参加对德国作战的报酬。
沙俄看见日本要求在南满全境享有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首先想到的是要依法炮制。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提出备忘录说，“俄国政府亦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在北满推行这种办法”。日本答复说，如果这种办法推行到北满，享有这种权利的将主要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迫使俄国打消念头。袁世凯政府原把沙俄看成调停人，将中、日谈判情况告诉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后者反而向日置益提供情报，取媚日本。
英国对第五号要求反应并不强烈，它也想趁机同日本作交易。外交副大臣普列姆罗斯在下院答辩时说：“陛下政府不反对日本利益在中国的扩张，只要这种扩张不损害英国利益。我们不会在中国要求任何影响南满铁路的特权，自然也希望日本投桃报李，不要求任何影响英国利益的特权。”英国公开地讨价还价，打算用满洲对长江流域进行交换。
美国在收到中国提供的二十一条要求全文后，决策者们都同意日本对满洲的要求。远东司司长卫理幸灾乐祸地说：这样，“日本的移民浪潮涌向满洲，可以多少缓和我们太平洋沿岸的情势”。国务院顾问蓝辛建议美、日达成谅解——美国不在南满、山东提出条约权利要求，日本不再反对美国关于禁止日侨租用土地的法案，并信守“门户开放”原则。国务院远东问题决策人物布赖安、卫理、蓝辛都认为需要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允许它在亚洲大陆上的扩张。
3月13日，布赖安照会日本，作了一项关系重大的承诺：“美国坦率承认，领土邻近造成日本同这些地区（按：指上文提到的山东、南满和东蒙）之间的特殊关系。”照会说，美国政府并不忌妒日本在东亚的优越地位，然而对于妨害美国公民工商利益的关于限定向日本购买军械和独占福建开发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对于广泛聘用日本顾问和合办警察两条也不能不引起关注。这个照会先予后取，也是搞政治交易。美国希望中、日谈判成功，劝说双方：日本不可要求过多，中国不可让步过少。
法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在天津制造了“老西开事件”。老西开原来是毗连法租界的一处地方，面积约三十多亩，法国曾在1903、1913年两次要求并吞这块地方，没有得逞。1915年春天，法国乘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又提出来要合并这块地方。外交总长陆征祥竟认为，如该地低洼无用，可以让与。法国于是在该地设立界木，意图占据，但愤怒的群众拔去界桩。1916年10月18日，法国公使又乘中、日发生郑家屯交涉的时候，突然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限四十八小时内将老西开中国警察撤走。20日，驻天津法国领事亲自带兵拆毁老西开警察局，拘禁中国警察，派出法国警察占据老西开，封锁交通。天津市民数千人，21日集会抗议，被官厅阻止。市民开展抵制法货运动，法租界的中国雇员也罢工抗议，工人、职员、警察都纷纷离职。但北京政府却一味妥协，接受英使朱尔典的“调停”，承认在老西开中、法双方均得设置警察，部分地满足了法国的无理要求。
面对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和软弱无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渴望一个强人的出现，而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的《我的国家主义观》一文很快就在迷茫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