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嚏~阿嚏~阿嚏！”
就在袁世凯和杨度谈论李默涵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默涵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寒，连打几个喷嚏。
警卫郭四德赶紧把大衣给李默涵披上，“大人，当心着凉。”
“我没事！”李默涵推开大衣，用手指轻轻擦了擦鼻子，心中暗自想“难道有人在背后骂我？”
这时的李默涵正穿着一件不太厚的单衣，拿着铁锹和筑路工人们一起挖土方。仁义道德要经常挂在嘴上，阴谋诡计只能藏在心里想。李默涵认为，作秀是一个成功人士必须的技能之一。
当时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道路两边还需要种树。李默涵计划修建沟通商丘和周围几个县的公路，预期公路数量在11条左右，总长预期150公里。
修公路的差事由镇守使署下属市政建设局负责，局长名叫薛成学，原来是焦作路矿学堂的教师，这次修筑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来自原焦作路矿学堂和原青岛德华大学土木系。修筑公路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当地劳动力，市政建设局和他们签了契约，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官差”。发工钱，还管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由于土地是完全属于皇帝的，包括土地上下的一切自然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国民使用任何资源都必须要交付相应的费用，以取得合法的使用皇帝资源财产收益的权利。人民和皇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绝对的附庸关系，虽然人民可能有地契之类的私有财产凭证，但所有这些凭证必须是官方认可的。可以这么说：由于皇帝的土地财产实在过于巨大而无法管理，所以通过授权以请部分民众代为管理，而地契只是一个实际的授权凭证而已，并不是私有财产的标的。
同时因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所以长期以来不存在实际的民众间的财产纷争，所有解释权最终在于皇帝的代理机构--官府。应此契约精神对我们来说实际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事情--我们根本就没有产生契约的基础：私有交换。那么税是什么？是类似于租客和房东之间的一种债务关系，人们当然能逃则逃，逃则受益啦！
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养成民众不劳而获，依靠政府朝廷的坏习惯。例如朝廷鼓励开垦就是给农具牛只种子，遇灾了就免费提供救济等。当然这些虽然比不作为、不救济好，但也种下恶果。这样的行为让人民养成不劳而获的观念：朝廷就是父母，应该主动救济民众，自己只要坐等就可以了。因而失去了主动争取改善自己待遇的动力与奋斗精神，以及难以培养契约与守信的观念。
李默涵是这样认为的，那些新提拔、受过新式教育的官员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市政建设局一开始就对工程量进行了计算，对工程标准做了严格和细致的规定。
诚然，巨大部分中国百姓是勤劳质朴的，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国，精华与糟粕始终是并存的。
一开始乡民听说干“官差”还有工钱拿，都是非常踊跃，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要拿这工钱不容易，要吃免费供应的饭食也不容易。这帮咯吱窝里夹着一圈白纸的城里读书人比地主老财还能算计。
每天一大早，天刚亮就是起床号。你不起床还不行，早上的饭是定时供应的，不起床错过了点就没饭吃；吃过饭还要点名，要是点名没到就要扣工钱。若是三次点名都没到，就直接辞退；每个人每天干多少活，发多少工钱，他们早就计算好了。就是挖条沟还要定下挖多深，深一寸浅一寸都不行。又不是绣花？大家干活是那个意思就行了。每次挖不到那么深，干的不如他们的意，就要扣工钱。
也难怪，商丘一带的百姓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有计划的共同劳动，更没见过平日里能有这么大、这么严的规矩。虽然他们很可能依旧勤劳质朴，但是长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的小农经济也养成了他们缺乏组织纪律、自由散漫的缺点。
对于农民来说，怎么干，干多少都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对于每一个工程的目的都要公开讲清楚的，但是这些百姓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毫无关系。你们官府要修公路，又不是我一个人走，我凭啥要费那么大劲去挖路基挖土方？随便修修不就行了，不就是混口饭吃，混几个工钱嘛？
薛成学对付这种懒散惯了的民工，一不打二不骂，就是反复要求你返工，直到工程符合要求为止。薛成学就是要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来培养改变他们的劣性。
这次李默涵在工地上呆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和民工们同吃同住，同一个点起床，按照同一个要求干活。
摆在前清，镇守使就是总兵，正二品的大官，人家什么身份都能这么干活，民工觉得自己什么身份？人家总兵大人都干的，自己还干不得？由于李默涵卖力的演出，使得大多数民工们都相信，现在自己的付出将来将来会收到丰厚的汇报。他们也相信，李默涵是一个爱护百姓，为民谋福的好官，跟着他走没错。
“阿嚏！”李默涵又打了一喷嚏，这次是真的受凉了。郭四德赶紧又给李默涵披上大衣。
嘟嘟
远处传来汽车喇叭的声音，一辆道奇卡车出现在工地上。李默涵为自己的部队组建了一支全部由道奇卡车组成的运输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