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八零年代是由守转攻的年代，也是收获胜利果实的年代。
只是，对世界而言，这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一九八四年底，在巴尔干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德军焦头烂额的对付那些躲藏在山林里的游击队的时候，一场将持续六年的战争在海湾地区爆发了，这就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伊拉克，根源则是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的矛盾。
原因就是，海湾地区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都建立起了世俗政权，不管是沙特这样的王国，还是伊拉克这样的共和国，政治都跟宗教划清了关系，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说白了，如果伊朗的革命之火向外蔓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将首当其冲。
显然，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不希望统治下的国家成为下一个伊朗，也更不希望丢掉手里的大权。
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伊拉克总统以伊朗军队炮击伊拉克领土为由，正式向伊朗宣战。
两天之内，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表示支持伊拉克。
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伊拉克肯定不是伊朗的对手，因为伊拉克的国土面积与人口都只有伊朗的三分之一，而且伊拉克的国内矛盾极为突出，什叶派与逊尼派，还有北面的库尔德人相互仇视。
问题是，这绝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沙特国王就为伊拉克送去了一份厚礼，即把沙特皇家陆军的十个师的装备赠送给了伊拉克，还为伊拉克提供了四十亿华元的外汇，让伊拉克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军火。
沙特的行动，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
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底，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全都慷慨解囊，有武器的援助武器，有金钱的援助金钱。
只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保持了沉默。
主要就是，叙利亚一直把占领着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当成仇敌，而中国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因此叙利亚自然把中国当成了敌人。如此一来，就算曾经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联邦”成员，叙利亚也没有理由公开支持伊拉克去打击把**做为主要口号的伊朗，甚至会同情与支持伊朗。
受叙利亚的影响，埃及也保持了沉默，直到一九八五年底，埃及才半公开的谴责伊朗的侵略行径，开始支持伊拉克。
结果就是，这成为了一场阿拉伯世界对抗伊朗的战争。
显然，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哪怕在前线战斗的只有伊拉克，伊朗也没有半点胜算。
问题是，这也绝非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原则上保持中立。
不可否认，为巴列维提供了政治庇护的中国肯定不会支持伊朗，但是中国也没有理由支持阿拉伯国家。原因就是，除了埃及与约旦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没有承认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肯定会把矛头转向以色列，并且依靠在这场战争中积聚的军事力量对付以色列。如果中国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那就等于为接下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以色列当局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初，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华，向刚刚当选总统的顾祝同提出，希望中国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得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即不直接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
显然，顾祝同答应了佩雷斯的请求。
问题是，有能力干预两伊战争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
虽然在两伊战争初期，受巴尔干战争影响，德意志第二帝国宣称将保持中立，而且也较为严格的履行了中立政策，即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装备，但是到一九八六年，随着伊朗面对战败的威胁，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阿拉伯国家将在海湾地区坐大，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以间接方式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介入，让这场原本应该在一九八六年结束的战争由延续了四年。
当然，中国也摆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如果伊朗战败，中国也未必能够尝到甜头。
原因就是，如果伊朗被伊拉克击败，那么伊拉克将毫无悬念的成为海湾霸主，而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总统肯定不甘心仅仅是海湾霸主，也就必然会制造新的战争来提高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介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关系，下一个遭到打击的很有可能是以色列。
正是如此，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通过第三方为伊朗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时，中国则加大了针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并且通过外交手段，让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对伊拉克的直接援助。
结果就是，这场战争在一九八六年底来了一次大逆转。当时，已经攻入伊朗境内的伊拉克军队遭到围歼，伊朗在艰苦抵抗两年之后迎来了反击机会，并且一度攻入伊拉克境内，其进攻部队甚至挺进到了离巴格达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伊拉克总统则在此时逃往巴格达北面的老家。
问题是，如果伊拉克战败，中国同样没有好处。
说白了，伊拉克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屏障，伊朗在击败、甚至是占领伊拉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