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海军而言,在核时代初期,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获取核武器,而是获得运载与投掷核武器的工具,特别是后者。
要知道,在核武器诞生之后的五年里,能够投掷核武器的只有重型轰炸机。
这一局面,直接导致空军成为了唯一的战略军种,即只有空军拥有对敌国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显然,这种局面对中国海军极为不利。
一九五一年初,军事改革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即陆海空三军司令部撤消,正式组建总参谋部与参谋长会议。
这一年,冯承乾正式退役,由顾祝同出任中国海军参谋长,以及首任参谋长会议主席。
按理说,在军事改革之后,军人的影响力将大幅度降低。只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军人依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说白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是如此,参谋长会议主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在顾祝同等二战中的元勋退役前,参谋长会议不但是总参谋部的实权机构,还是国防部中最有权力的机构,而参谋长会议主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防部长。别的不说,在这三十年里,参谋长会议主席能直接决定军队装备的研制工程,只需要在形式上向国防部长汇报,而国防部长唯一的权力,只是在经费审核的时候向参谋长会议主席施加压力,控制装备研制的总开支。至于用在装备研制上的预算是怎么花掉的,则只有参谋长会议主席清楚。
做为首任参谋长会议主席,顾祝同在其两年任期期间拥有很大权力。
当然,顾祝同知道,这是冯承乾替他争取、或者说是替海军争取到的结果。
要知道,在冯承乾退役之前,吴铁生与刘亚光都已退役,因此在军事改革最后阶段,几乎是冯承乾说了算。冯承乾退役的时候,已经快八十五岁了。虽然大元帅的服役期限并没有受到限制,也就是终生制,但是吴铁生与刘亚光退役的时候都不到七十岁,比冯承乾年轻得多。按理说,冯承乾应该是第一个退役的大元帅,而他没有第一个退役,就是要为海军发展做最后的贡献。
可以说,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这两年,是最为重要的两年。
在这两年里,顾祝同亲手订下了海军的发展战略,并且亲自参与与批准了多种重大装备项目的研制工程。
比如,中国海军在战后建造的第一种大型航母就是由顾祝同亲自批准的。
只是,相比与常规装备,顾祝同在海军核准备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巨大得多。
在当上海军参谋长之前,顾祝同就批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研项目。
这就是,舰用型核反应堆,以及与之配套的动力系统。
在担任了海军参谋长之后,顾祝同加大了在核动力项目上的科研投入,并且把核动力订为海军大型战舰的主要动力。
正是如此,中国海军才能在数年之后开工建造第一艘核潜艇。
有趣的是,在研制核动力系统初期,中国海军并没打算首先用在潜艇上,而是准备用在大型航母上。
主要就是,核动力能够赋予航母几乎无限的续航力。
对中国海军来说,仅此一点就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要知道,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敌对国家了。不管是在西太平洋上、还是在印度洋上,都没有能够对中国海军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而中国海军真正的对手,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远在北大西洋之上。
更重要的是,中德的战略斗争主要集中在西半球,而不是东半球。
结果就是,中国海军必须解决舰队的续航力,让舰队在远航万里之后,依然能够击败最主要的敌人。
显然,战舰的续航力至关重要。
虽然在研制核动力之前,中国海军就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提高大型战舰的续航力、建造更加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在主要航线上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通往北大西洋的主要航线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支撑舰队远征作战的后勤保障系统在战争期间极为脆弱,肯定是敌人的主要打击对象,当后勤保障系统瘫痪之后,中国海军舰队的战斗力就将大幅度下降。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舰队获得足够的续航力。
正是如此,顾祝同首先提出了打造全核动力舰队的设想。
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设想。要知道,即便在顾祝同去世之后半个世纪,中国海军也没有实现全核动力的目标。当然,保留常规动力战舰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不过关,而是处于成本上的考虑。
在中国海军的众多战舰中,最重要的是航母,而最需要提高续航力的也是航母。
也正是如此,中国海军在研制舰用核动力系统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航母,而不是潜艇。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海军不清楚核潜艇的价值。
事实上,在启动核动力系统项目的时候,就有海军将领提出,应该首先把核动力装置应用到潜艇上。
根据对大战期间潜艇作战的统计结果,交战双方被击沉的潜艇中,有八成是在海面航渡的时候被击沉,或者是在航渡状态下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导致潜艇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必须浮上海面为蓄电池充电。
显然,这很好理解。
做为一种进攻性的伏击武器,潜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