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恩的克制与忍让，对稳定局势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只是也透露出了一些关键信息。
中国提高军队的戒备等级，让更多的战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除了向德意志第二帝国传达信息之外，还在试探德意志第二帝国。
显然，罗恩严重欠缺外交经验。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罗恩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组织领导能力特别出众。只是，罗恩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也就不大了解外交，自然不清楚国家政策对外交的影响。
至于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施特劳，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
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周润康觐见了德皇。
受历史影响，中国一直尊称德皇为德意志皇帝，而且是欧洲唯一的皇帝，因此中国的外交官员在赴德履职的时候，都会前去觐见德皇。出于对德皇的尊重，即便是中国总统访问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会在外交照会上用上“觐见”这个词，即在名义上承认德皇拥有比总统更高的地位。
当然，这只限于礼节。
因为德皇不再主掌政权，也不再过问国事，所以在觐见德皇的时候，周润康并没有明确提及访德原因。
有趣的是，反而是德皇威廉三世问到了周润康的访德原因。
让周润康颇为感慨的是，威廉三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治家不同，他一直把中国当成最好的朋友。
显然，这与冯承乾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
冯承乾离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时候，威廉三世年仅八岁，为帝国王子，为帝国皇位第二顺位继承人。根据冯承乾回忆，他与威廉三世有过多次接触，而威廉三世非常仰慕这位来自异国的亲王。
威廉三世成年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按照帝国皇室的传统，威廉三世在十四岁时就以服役，并且在十八岁的时候正式成为帝**官。与威廉二世，也就是他的父亲不同的是，威廉三世从一开始就在帝国海军、而不是帝国陆军中服役。
大战爆发的时候，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海军少校了。
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军衔只是皇室成员众多头衔中的一个，而且当时威廉三世已经是帝国皇储，因此他在帝国海军中服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或者说是遵从了帝国皇室的传统。但是威廉三世并没有以皇储身份自居，而是积极投身到战争中，力所能及的为帝国做贡献。
大战期间，威廉三世一直在帝国海军司令部服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参谋军官。
虽然没有上战场，也没有哪位将军赶让皇储到战舰上服役，但是威廉三世一直希望能够像其他军人那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为此，威廉三世多次与其父亲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皇在一九四五年，把这个不大安分的儿子送到了中国，委任他为驻华海军联络军官。
结果就是，威廉三世在中国呆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返回德意志第二帝国。
让威廉三世回国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是威廉二世病重，需要皇储回国料理国事。
在中国的经历，加强了威廉三世对中国的了解。
显然，这对威廉三世后来的对华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威廉三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其强大的国力已经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望尘莫及了。
正是如此，在威廉三世主政之后，一直主导与中国修好。
问题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帝国皇帝在民众阶层依然有很高的号召力，更是帝国民众的崇拜对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说白了，帝国已经是资本家、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帝国。
决定帝国基本国策的，不再是帝国皇帝的好恶，而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各大垄断企业的利益。
显然，对帝国的垄断企业来说，与中国修好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威廉三世主动削弱皇权的主要原因，即当皇权与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必然会引爆国内矛盾，而皇室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内战”。
威廉三世做出了明智选择，却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地位。
在皇权被彻底削弱之后，德皇仅为帝国皇帝，其政治形象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政治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国内号召力。
也就是说，德皇仍然有足够的号召力来引领帝国臣民，却没有政治决策权。
虽然这并没有让德皇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即威廉三世依然希望能与中国修好，为此他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及中德传统友谊，但是德皇的访华行动除了具有宣传价值，让新闻媒体有话可说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意义，因为主导中德关系的是利益分配。
威廉三世盛情款待了周润康，还授予周润康橡叶十字勋章、以及帝国爵士爵位。
问题是，这有什么用？
橡叶十字勋章是帝国最高荣誉勋章，主要授予作战勇猛的军人、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橡叶十字勋章对外开放，主要授予为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在获得橡叶十字勋章的外籍人士中，中国人占的比例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