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成通，是当时坞熙首屈一指的富商，靠倒腾粮食起家，毕竟，坞熙是中国的鱼米之乡，物产丰饶，一直是中国最为依赖的“粮仓”。清朝明君康熙帝深谙这个道理:平三藩，收台湾，征讨葛尔丹，一切的重点在于江南，江南不能乱，它是我纳税，收粮的重地。因此，从清朝开始，江南之地的资本业就极为的繁荣。顾成通的发家致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南之地的富饶。张勋复辟，顾成通看准了张勋是强弩之末，顺应不了民主社会的潮流，所以他预估到张勋必将倒台，因此，这时候屯粮是大发国难财的最好时机。因此，他找到了当时民粮最大的供应商，以每担三个银元的价格进行收购。（编者按:很多读者不理解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是怎么样的，笔者这么给大家来打个比方吧:一个银元可以确保一户五口之家去北京最好的饭店搓一顿，然后来回坐洋车，到家后还能剩点零钱。牛叉吧？当然，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极低，这银元放到现今的社会中，实际的购买力要大打折扣，但按照米价这一通行的对比标准来看，一个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多元人民币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一担米二百斤左右，600多元收购，放到当今的物价，都是相当贵了，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呢？顾成通也是吃准了国家动乱，民粮定当飞涨的道理，所以才会有高价收购的行为。
那接下来的交易就有点诡谲了。顾成通和那民粮供应商谈好价格后，就商定交易的方式。供应商最终说道:“最近眼线多，放哪都不安全？这样吧，在坞熙城东有一地儿。叫范陶岭，刑场之地，平日里。没有人敢去，你将粮款埋在这个地方……”说着。那供应商拿出地图，在范陶岭某个地理位置一指道：“我拿到粮款后，即可发货给你。”
顾成通大惊，不知道那供应商为何会选择这么诡谲的地方作为藏钱的地点？确认了几次，那供应商都一口咬定就是范陶岭。
那供应商并非不知道范陶岭是一灵异之地。把钱放那，等同于作死！只是供应商另有计划：救人。那供应商有一亲弟，和其一样，做着倒腾粮食的生意。只是运气不好，用银元交易的时候，被眼线发现，当场抓住，按照张勋那套制定的法律，就被判了斩刑。坞熙的死刑当然是在范陶岭执行。那供应商为了救其弟，买通了刽子手。那年头，执行死刑就如同草芥人命一般，没有太多严格的程序，笔者查了一下民国执行死刑手续的资料：在民国。死刑分为两种：斩刑和枪决。通常对于百姓犯事，都执行的是斩刑，怎么说呢？子弹精贵。为死刑犯浪费子弹不值当！所以，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之前，还有很多地方有斩刑的现象！枪决一般都是针对当兵的人，这个可以理解，当兵的人死在子弹下，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军人的尊严，而且军人内部的事情，不用诸如刽子手这些外人的介入，鉴于这个原因：民国的斩刑多用于百姓。枪决多用于军人！而斩刑的行刑过程相对比较简单，民国时候。很多人都目不识丁，连最起码的身份证明都没有。如果大家看过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就知道，民国政府处决老百姓有多么的随便，名字都不知道，写上“阿q”两字，就直接可以问斩了，阿q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直到行刑之前，还在比划着圈怎么可以画的更圆一点呢！特别到了中华民国的晚期，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邀功，经常拿着老百姓的人头冒充“共匪”的人头。说杀了多少多少*，一份民国官方的数据统计：就1945年7月的一份月度统计表，各地方政府共处决“共匪”头子六百二十七人，与“共匪”相关的人员数不胜数，一个月处决“共匪”头子627人？我不知道当时的蒋委员长是怎么理解的，要是每个月都按这个速度推进的话，不要说有1949了，就连“攘外必先安内”话，也不用出自蒋委员长之口了！
按常理，身份的核实是执行死刑中的最重要一个环节。以前在执行死刑之前会有游街这么一个环节。游街的环节除了以儆效尤之外，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核实身份。怎么理解？以前由于交通落后，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基本上大家都彼此认识。判了死刑，游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哦，这是张某某。”、“啊，这个是隔壁的李某某”、“哟，这是老王家的儿子。”……大家一看，都能跟死刑犯背上的插牌（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都会有一块白色的长牌插在他的背后，上面有死刑犯的罪名和名字，譬如：杀人犯张某某。）对得上，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如果游行的时候人们都在说“呀，这不是老张家的儿子吗，怎么叫李某某了。”那就说明有问题了。执行官通常会进一步核实死刑犯的身份。这应该是古时候唯一能够起到核实死刑犯真实身份的步骤了。
话再说回来，那供应商的表弟在做生意的时候，因为违规使用了银元，就被处以极刑。这个极刑跟杀人放火的不一样，这种罪名是临时编撰出来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应急机制。执行起来比较随意，审讯过程也比较简单，可能到最后，法官都对审讯的对象印象不深，不像那杀人放火那样，要取证，听证，司法辩护，最后量刑宣判，审讯过程很长，法官对审讯对象印象铁定深刻。而这个使用银元被执行死刑，属于逮着正行就处决了，过堂只是形式。法官有时候都不愿意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