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而都城建在哪里，也是影响国运兴衰和民族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金陵移到北京，控四夷而制天下，就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为北方的边境时常受到异族的威胁，都城在金城，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金城，国家的大部分力量和军队集中在国都，这对于抵挡外敌是极其不利的。
把国都移到靠近塞外的北京，国家的政事和军事中心同样也会移到北京。
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对于抵挡外敌入侵都是十分有利的。
要是皇帝和满朝文武都躲在金陵城里，只知风花雪月而看不到外敌的强大，如可能感受到压力，如何能让国家的力量凝聚起来抵挡外敌的入侵。
罗征对历史不精通，但也知道个大概。
历史上的南宋就是个例子，皇帝和文武百官躲在杭州贪图享乐，只知道一味的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割地求和，而不知奋起反抗，最终都做亡国奴。
罗征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觉得的东汉的衰败，或许也有这些因素在内。
西汉很强，特别是武帝时期，就算国民再怎么民不聊生，百姓吃不饱肚子，但至少大汉的军队是很强大的，塞外的游牧民族还不敢太嚣张。
这其中的原因，和汉人的民族气节和骨子里的强大的分不开的。
其实说穿了。就是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综合国力固然是关键，但民族的凝聚力却是核心。
那个时候的汉人。因为受武帝北击匈奴的赫赫功勋朝廷刻意引导的影响，接受的教育都是汉人是这个世界上强最大的民族，就算国家再乱，也容不得异族侵犯。
这种民心所向，其实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强大的象征。
然而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些变化。
纵观东汉自兴武中兴以来，汉人就没少被外族侵犯。
大汉朝廷对外族越没办法。塞外的游牧部落就会越发变本加厉。
罗征一直觉得，洛阳就是个牢笼。因为地理位置位于大汉天下的最中心，不管天下再怎么乱，洛阳也很少发生兵灾，这对于政权稳定有好处。但也有坏处。
那就是太平的久了，人都会失去危机意识和进取意识。
中平年间，天下都已经水生火热了，而洛阳城中的官僚贵族们却还是夜夜笙歌。
正是因为太平的太久了，没有了压力，统治者们才会被富贵和繁华迷住了眼睛。
只要洛阳不乱，外乱偶尔乱一下也没关系，到处救火就是了。
是人就有劣根，太平的久了。人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思维。
罗征最近也在考虑，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太安逸了。要是有本事，就去开疆拓土。要是子孙不争气，改朝换代也没什么，把天下让给别人去坐。
至于千秋万代，还是算了！
历史已经证明，这世上就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罗征是现代人，不会做这样的春秋大梦。对朝代更迭看的很开。
长安在地理上也是心，但距离西域、西羌、漠北等地。比洛职要近的多，把西凉军事集团的中心，或者未来帝国的都城定在长安，就不可避免的要承担来自外族的压力。
这种压力，对一个政权的稳定是没有好处的。
但换个角度考虑，也未尝不是一种鞭策。
只要民族和国家足够强大，那些外族又算得了什么。
唐朝都城就在长安，但国力却空前强大。没有外族敢嚣张得瑟。
罗征对躲避压力的思想不认同，他还是更倾向于让子孙多一些压力，有了压力才能促使人进步，不至于在酒池肉林中失去了汉人强大的根本，被异族欺负的连头都抬不起来。
李家皇朝能创造大唐的强盛，西凉军团也一样能。
现在的长安之繁荣，早就超过了东汉国力最强盛时期的洛阳。
如今大草原上的鲜卑人都沦为了奴隶，还有哪个异族敢跑到关中来劫掠。
罗征觉得贾诩这帮人弄出来的军事改革和变法就不错，把开疆拓土和军功挂钩，这样能激发军队抢地盘的积极性，从而造就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
这个利益群体的核心，就是抢地盘和人口。
有了这个核心，相信以后西凉军事集团这架战车上的所有人为了巨大的功勋，获得更多的利益，都会不遗余力的支持国家机器不停的对外扩张。
从大汉民族来说，这个现象是好的。
就罗征个人来说，也愿意看到大汉骑兵铁蹄踏遍世界，后世子孙要是争气，把他罗家的王旗插到欧洲的城堡上去，那就更好了。绝对不能像宋朝那样，成为游牧民族的奴隶。
就算穷的穿不起裤子，也要挺直了卵做人。
这种想法有些偏激和极端，但却是罗征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汉人可以穷，国家可以乱，但不能让异族欺凌。
如果再极端一些，要是有可能把汉人的种播遍全世界，罗征绝对会极力赞成，并且会付诸行动，支持这个伟大的计划和愿望，事实上他已经这么做了。
计划生育就不错，但不遏制人口，而是要鼓励生育。
汉人越多越好，如果哪一天人口多到这华夏大地装不下了，那就去换地盘。
现在西凉军事集团的侵掠意识就在慢慢形成，在巨大的军功和利益的诱惑之下，那些有功将士们为了拿到赏赐的草场和良田，没有人会反对对外侵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