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老聃，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情况，其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现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2013年）能看到的并确认的最早《山海经》版本，它包括《山经》5篇和《海经》13篇，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多数学者认为，郭璞《山海经传》应当是传自汉代刘向、刘歆（即刘秀）合编校后的版本，根据在于，郭本《山海经传》卷首有刘秀《上山海经表》一篇，刘秀明言献上《山海经》18卷，但其所献古籍早无存世，内容无考。
东晋时小学家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整理，并作了精细的注释工作，对于了解《山海经》原文有极大帮助。现存《山海经》均来源于郭璞注本，如果没有郭璞的注解，《山海经》这部珍贵古籍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且，郭璞版的《山海经注》是带注、赞、图的，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亦均已失传，现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
之后，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20世纪前80年，由于朝代更迭、战乱、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以及政治运动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山海经》研究专著出版。根据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一书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山海经全译》，徐显之的《山海经探原》、《山海经浅注》，喻权中的《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扶永发的《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宫玉海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红旗、孙晓琴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附《山海经点注》），马昌仪的《古本山海经图说》（2007年后又出增订版），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山海经解》。此外，王善才主编有《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一书，5次《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有论文集，例如第一次全国性的《山海经》学术研讨会（1983年，成都）就出版有《山海经新探》一书（笔者的论文《山海经试注（选）》亦收入其中）。需要补充的是，丁振宗（马来西亚）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
这就是《山海经》目前为止出现过的全部，只是许阳手中的这本山海确不同于这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