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优势。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义，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反历史的假“社会主义”和“**”，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文\革”；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崛起”中的喜与忧，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每当改革前进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维持和加强其专\制内核的。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可以在这样的“大历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当然，这两代人“士”脉相承，文脉相承，都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体”“用”分开的老规范，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历史厚度，即穿透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在他的笔下，历史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例如他说，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说中国：“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
他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这个精神世界，他以为：“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是古典的
‘文明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现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
总之，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谈二十世纪的欧洲，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现在“欧盟”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非洲办不到，亚洲也办不到，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的理念和实践，都自认是欧洲人，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
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东欧为什么在一九**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失去控制能力，东欧专\制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对不起，东欧人的脑子，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只不过越往东越淡），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欧洲，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是遥远未来“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