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